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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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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三、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二、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第四章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二、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第二部分 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

引言

Ⅰ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

——2011年春季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略闭门会议综述

Ⅱ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

——2010年秋季宏观形势闭门研讨会辑要

Ⅲ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

——2010年11月4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Ⅳ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2010年3月1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大事年表

后记

1951年5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环保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国家、省部级多个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称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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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3 城市利益趋向的应对方式，将成本转嫁给乡镇企业。表现为以发展沿海经济为由要求其让出原材料和市场，减少对乡村的公共投入。 结果是人为压抑了农村经济和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从此整个国民经济转向，由内需拉动到外向型经济。

P114 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都有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长期以来，城市利益代表在坐落于城市的政府及其决策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乡村而已。

1992年经济过热：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P140 1993年危机时期强力推出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的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失业，都意味着这次是让城市利益群体直接承载了国家产业资本扩张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大规模引资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主要代价。由此，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强势地位。

P142 1994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改制……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这些被一般性地认为属于社会性腐败的现象背后的潜规则问题则更为严重：这两个领域中的许多从业者十几年来已经顺理成章的凭借个体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占有高额收益，且自觉地构建了维护其利益集团地位的公开制度和内生机制；这些领域中占据制度供给部门的权威、门派错综复杂，制度改进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而，尽管他们饕餮着，且继续占有着最多的公共资源，却大多不可能再提供低成本、普惠制的公共服务。

P145 跟随1993年赤字危机的铁血16条，过半是金融政策。紧缩措施很大程度损害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对国有大企业则影响不大。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寻找利润的增长点，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

P150 第二轮圈地运动（1996）“如果以成本价为100元，则农民只得5%-10%，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往往由村干部掌握），60%-70%为政府及各级部门所得”。相比较而言，八十年代农村自主的生产性占地的“以地兴企”时期，土地资本化收益较多留在了农村内部，主要用于社区福利、支农支出，同期带动农民非农就业和现金收入的增加。九十年代的“以地生财”收益主要为地方政府及结构化的产业资本所共享。

P155 无独有偶，在10年之后2008-2010年的更大规模的救市投资中，以往那种为占有农村稀缺资源并加快资源资本化而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做法，被“政治软约束”到肆无忌惮的各级地方政府愈发采取“亲资本”政策而直接放大，造成以“群体性事件”为名的社会冲突大幅度增加。

P156 中央控制的垄断性金融部门，出现了以普遍存差为表象和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为实质的流动性过剩。地方政府税收依赖的产业部门和农民生存依赖的产业部门，则普遍出现了以“贷款难”为表象的流动性不足。

P161 自从1971年尼克松颁布政令废除美元黄金挂钩，1973年采取“浮动汇率”的货币金融政策以来，欧美国家在布鲁赛尔货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净资产本流动率来维持实际消费的办法，产业外移和外部资本收益的大量回流，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危机性状。结果，欧美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

P167 财政金融尚未分家前，只要不发生颠覆性政治危机、政府不垮塌，则国有银行还是不必按照西方市场化私人金融的制度来充实自由资本——不仅银行系统的呆账坏账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用国库的外汇储备来冲抵和填补，就连整个银行系统出现的严重贷差，最终也是由国家信用作担保并以增发货币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来抹平的。

P168 由于各种“好典型”的意识形态化包装都具有“政治正确”，遂使人们很少意识到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承担主体的非一致性——这种改革的成败，客观上不仅在于制度收益被哪些既得利益集团获取，而更在于制度成本如何被获益的利益集团成功地转嫁出去。

P177 199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2003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仅次于美国。

P178 政府重新进入：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政府直接投资化解市场失灵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 负面效应：国进民退、粗放增长。有用未来更大的过剩来掩盖当前过剩的风险。严重的受制于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占比过高。

P180 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每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都可能引发冲突他。从长期看，征地补偿政策对农地功能的补偿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平的。

P186 康晓光（200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精英联盟”，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们的联盟。使得社会利益分配向精英群体倾斜，同时也形成国家政权总体稳定的基础。农村中的对抗性冲突，属于大众处于被剥夺状态而制造的局部反抗。精英联盟是内生的而且非常稳定的，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 杨鹏（2005）进入“精英间冲突”、“精英与大众冲突”的“双重冲突”时代。

书籍介绍

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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