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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愜意、值得懷念的好時光。本書作者何兆武先生為清華大學教授，曾譯有盧梭、羅素及康德等人的重要西方歷史與思想著作，他在本書娓娓道來自己年輕時的求學生活，解釋了在那個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的環境，尤其是在西南聯大唸書的那段日子，為什麼是他一生中值得懷念的好時光，以及為什麼在那短短幾年中，中國得以培養出聞名世界的學者、諾貝爾獎得主、思想家等等，如楊振寧、鄧稼先、張守廉、王浩等。他認為主要歸結為兩個字，自由。那種學習的自由，學術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等等，無不成讓西南聯大眾多學子發揮自己特長，學到真正的知識，而關鍵的是，養成他們獨立的思想人格。作者同時也為我們描述出許多那一代文人及學者的故事點滴，如王浩、殷海光、聞一多、馮友蘭，為我們重建了那一代的學術、歷史和文化環境，讓讀者認識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中，教養出他們那一代的知識份子。目次

[修訂版序言]/ 何兆武 [序]那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章（1921–1939）我的祖上沒有名人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一二?九」見聞 上學記?甲 1.力矯時弊，以古為則? 2.無故亂翻書 3.天籟幻想 鬼子來了戀戀故鄉情 返鄉湖南印象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方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上學記?丙：遷徙的堡壘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 4.蹺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聽吹牛，雷根掛二牌

7.兼職做教師 8.戀愛？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觀轉變 幾個難忘的人 1.一包熱情的聞一多 2.民主人士張奚若 3.戰國派雷海宗

4.吳晗印象 5.馮友蘭先生 6.金嶽霖先生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掄先生 9.數學系 10.物理系 戰火芬芳

「一二?一」運動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個人的政治底線五柳讀書記 憶同窗 1.「寇里紅」何佶（呂熒）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獲罪的陳良璧 5.老友鄭林生 6.高幹子弟？第三章（1946–1950） 教書臺灣

日日江樓坐翠微 上學記·丁：革大學習 零敲碎打 [後記[把名字寫在水上/ 文靖延伸閱讀(書名) 大江大海，巨流河，未央歌

上學記

　　Editions de

Paris　　　2002年誕生於東京的出版社。以介紹「巴黎藝術設計」與「巴黎人之生活品味」作為出版核心，希望能藉由各式與巴黎相關且充滿創意之圖文書籍，提供讀者「創造快意生活的秘訣」，進而隨心所欲地豐富自己的每一天。出版社網址：www.editionsdeparis.com

譯者簡介

劉然熙冷靜與熱情之間的個人特質。喜愛設計與創意。目前為自由譯者，譯有《巴黎女人美麗的秘密》、《倫敦女孩?家的風格設計》。現居日本東京。電子郵件信箱：lanci.li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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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了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解放以后大概我们的评论家们认为应该鼓舞中国人的士气，不能妄自菲薄总说泄气的话，所以对民族劣根性方面不再提及，一提就是光荣伟大、勤劳勇敢，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问题。不好的时候自卑自贱，好的时候就跳到另一个极端自高自大，动不动把老祖宗搬出来，这不和阿Q心理一样？这是没出息的表示。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我小时候读书不是很卖力，不过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上大学最先考的是工科。其他同学的情况不尽如此，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不能干四十八小时的活儿，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满面流汗，终生荆棘”，这是《圣经》里的话。“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思（1849年起定居伦敦），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懒惰？不能那么说。李政道二十九岁就得诺贝尔，论读书，我八十多岁了，肯定看得比他多，怎么人家得的了诺贝尔，我得不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想要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

那一年数学考题非常之难，也不知道是谁出的，比我们中学所学的更深。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还记得，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问：把这个点到椭圆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来，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我知道连起来是一个内切小椭圆，给描出来了，可是列不出公式。有个同学数学学得非常好，考完了以后跟我讲，这道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得用极坐标。经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另外，这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个终身受益的启发：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

我想，历史中真正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了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比如“文革”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坐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什么都往上面套，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科学的命题，它可能错，也可能对，但你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可那时候我们就一定得按这个坐标去硬套，无论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得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很多东西都说不通。再比如，原来我们的坐标：地是不动的，日月星辰以大地为中心转动。后来哥白尼来了个革命，说大地是动的，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把坐标变过来了，不然很多现象讲不通。扩大来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这跟宗教不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可是科学不应该是一种信仰。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谁要反对就砸烂他的狗头，那科学就没进步了。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６０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文革”时候，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大概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以为今天革命，明天就会“赤遍环球是我家”，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红旗招展、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了。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另外，钱先生是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而且不参与不行，也得硬把你拉进来。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也是他的欠缺——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我以为，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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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

本書作者何兆武先生為清華大學教授，曾譯有盧梭、羅素及康德等人的重要西方歷史與思想著作，他在本書娓娓道來自己年輕時的求學生活，解釋了在那個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的環境，尤其是在西南聯大唸書的那段日子，為什麼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以及為什麼在那短短幾年中，中國得以培養出聞名世界的學者、諾貝爾獎得主、思想家等等，如楊振寧、鄧稼先、張守廉、王浩等。

他認為主要歸結為兩個字，自由。那種學習的自由，學術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等等，無不成讓西南聯大眾多學子發揮自己特長，學到真正的知識，而最關鍵的是，養成他們獨立的思想人格。

作者同時也為我們描述出許多那一代文人及學者的故事點滴，如王浩、殷海光、聞一多、馮友蘭，為我們重建了那一代的學術、歷史和文化環境，讓讀者認識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中，教養出他們那一代的知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