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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序言1

编家世与生平

章家世3

第二章生平14

第二编哲学思想

第三章儒学新诂33

第四章以儒变法与以儒为教77

第五章哲学的整合108

第三编变法蓝图

第六章政治改革153

第七章行政改革206

第八章经济改革237

第九章教育改革296

第四编大同理想

第十章到大同之路323

第十一章到工业社会的迂回路404

跋：现代中国与新世界470

引用书目475

附录：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汪荣祖517

译后记541

萧公权（Kung-chuan Hsiao，1897-1981）现代著名政治学家。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著述甚丰，除本书外，还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等，现已编成《萧公权全集》。其学术路向是，立足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之变局，然后深入西方学术领域，在中西新旧各种学问之间加以折中调和、锤铸涵融，自成一家之言。从学术立场看，其毕生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变与常，并以此为基点，来从事对中西文化的折中与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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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赞同钱穆所说：《礼运注》和《大同书》在光绪廿八年左右才完成时，应该指出前书虽可能是一新著，但后书却是根据许多可追溯到1880年代初稿的最后定稿。在今年辑成的康氏《年谱续编》中，有一段提到《大同书》。编者康同璧在指出《礼运注》完成于光绪廿八年三月（1902年4月）后，有云：‘同时演礼运大同之义……自甲申（一八八四，先君时年二十七岁）属稿，初以几何原理著《人身公法》，旋改为《万年公法》，又改为《实理公法》。十余年来……数易其稿，而卒成《大同书》十部。’她继说《大学注》完成于是年7月。因此，《大同书》似于光绪廿八年的四月至八月间定稿。

总而言之，康氏的儒学历程有三阶段。第一阶段自他幼年开始到大约光绪九年当他从古典转治汉学止，他大致顺从传统。第二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四年，他叛离传统，重返古典，歧视古文经以为伪，以公羊《春秋》作重心的今文经为真。第三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八年，到光绪廿八年结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升平说为其社会哲学指标止，他从事全面性的研治儒家经典。

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他在怀疑古文经非真之余，无意间洞开了怀疑整个儒学传统的大门。……在康氏逝世前几年，儒学的前景实在显得暗淡。因此，如果说康氏启人以怀疑传统，则其自有助于儒学的式微。他之攻击古文经与理学可说是‘文化上的捣乱’，而因此导致民国时代‘文化的流失’，他也许确为共产思想与组织的来临铺了路。此话并不是说康氏有意帮共产主义的忙。他若活着必会震惊于共产政权所加诸中国的一切，绝不下于他所经历的1912~1927年间民国政府的许多做法。有时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至少为了宣传，大可利用康氏在《大同书》中提到的家庭与财产等‘共产’思想。但是他们当权多年，尚未以康氏为革命之前的先知。此因康氏的哲学立脚点与共产党正相反，而其消灭家庭与财产的思想是基于博爱，而非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要中国共产党人赞同康有为，比要欧洲或俄国的共产党人推誉欧文（Owen）与傅里叶（Fourier），更无理由。

康氏的哲学思想可区分为两期。第一期大约从1880年代到1910或1920年代初，儒学和大乘佛学仍为其主要的灵感泉源，虽说西方的科学与史学已对他有了影响。他于1884年底形成的世界观可证实这一点。在此一时期中，康氏一直取一道德的世界观，认为人定胜天是生命的基本律。康氏多年保持无神论的看法，像孔子一样，关心生，不谈死，宗教不过是改善社会的工具。此一时期有大量的代表作，从早年的《康子内外篇》（作于1886年）到著名的《大同书》（完成于1902年）。

第二期包含康氏的晚年，从较超然的立脚点来观察人与宇宙，以及对西方哲学思想较亲切的认识。至此他放弃了人定胜天以及人本主义的趋向，相信人类的幸福得自超越世界，而非重建世界。他也放弃了无神论，承认了上帝的存在，呈现一种在他早年著作中见不到的虚怀。此一时期的代表作是《诸天讲》中不科学的部分，特别是十一和十二两章。

养我神明，救我氓蒙；推极识界，诸天无穷；区区大地，岂有西东；先爱同类，无忘族邦。康有为，《与梁启超及另二人之诗》，《南海先生诗集》（梁手写本），卷三，页3.

…（康有为）同意他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铁路在西方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立即从事有系统的铁路建设。其效果将不止于经济上的。铁路除了提供大量工业与农业产品的运输功能外，还可在战时迅速运送人员与物质，而在平时则可消解各地语言风俗的差异，使各地来往便捷。

前言

总而言之，康氏的儒学历程有三阶段。阶段自他幼年开始到大约光绪九年当他从古典转治汉学止，他大致顺从传统。第二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四年，他叛离传统，重返古典，歧视古文经以为伪，以公羊《春秋》作重心的今文经为真。第三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八年，到光绪廿八年结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升平说为其社会哲学指标止，他从事全面性的研治儒家经典。

书籍介绍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