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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在79岁高龄时撰写的*后一部著作。原文是用英文写作的。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对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缘起、经过、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顾，堪称对殷墟10年考古史的全面总结和中国甲骨文考古史的全面回顾。作者在书中回顾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详细介绍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殷墟的挖掘和研究，并据此阐述了自己对中国上古史和古史传说的一些深层思考，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论述和史料兼备的“大家小书”。

出版说明 / 1

自序 / 1

序言 / 1

章甲骨文：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 / 1

第二章探索阶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 / 9

第三章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 / 25

第四章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 / 41

第五章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 / 63

第六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小屯的后三次田野发掘 / 80

第七章战时继续研究安阳发现物所取得的成果 / 101

第八章战后的学术工作条件及安阳发现物的研究 / 117

第九章史前遗物和有关古代中国的传说 / 132

第十章建筑风格：建筑遗迹和地上建筑物复原之设想 / 145

第十一章经济：农业和制造业

——殷商王朝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 / 159

第十二章殷商的装饰艺术 / 174

第十三章谱系、贞人和亲族关系 / 188

第十四章祖先及神灵的祭祀仪式 / 198

第十五章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 / 204

附录一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 / 211

附录二李济著《安阳》一书评介 / 230

附录三李济和他的《安阳》 / 238

参考文献 / 245

李济，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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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学之父写就的考古生涯总结之作！

★安阳发掘的领导者本人对安阳研究工作所作的叙述！

★中国考古史上*次记录科学的田野考古！

★重新校读全文，设计彩色图版，增加附录，是迄今为止飨读者的*好版本！

书摘插图

附录一

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部分）

说到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我预备分五部分来谈这个问题。 根 据发掘的材料，首先要讲的是在安阳所发现的地下一般情形；这一般情 形主要的部分就是地面下所出现的地层。 地层是田野工作的人们常 用的一个名词，意思就是指堆积在地面下的先前留下来的遗物堆积层 次；遗物堆积往往分成若干层次，而层次的厚薄往往也不一样。

河南安阳小屯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开始于 1928 年；这件工作就是由 我们自己发掘地面下情形而开始。 我们所注重的当然是地面下所存留 下来的遗物，尤其是初期的时候，主要是看是否还能找到一般学术界所 重视的甲骨文字这一类的材料。 甲骨文字的出现是远在庚子年以前， 在公元 1899 年就有中国的文字学家注意了。 这段历史，我现在不预备 细谈。

中央研究院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指导下实际从事这件 现代的科学的发掘工作；而个去工作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董作宾先

 本文是李济先生为 1977 年 12 月 17 日“胡适先生诞辰纪念学术演讲”而写的演讲 稿。  这也是作者所做的后一次学术演讲。  原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 42 期 (1978 年），转载于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考古琐谈》。

２１１

生，董先生那时候也只三十岁上下。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初期，广州是

全国文化的一个中心点，所有的有新思想的学人都跑到中山大学去讲 学；傅斯年先生那个时候正是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  并且，就在这个 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原 是以现代的科学为主题，所以初成立的是物理、化学、工程、气象、 地质五个研究所。  傅先生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到德国去留学了； 他在德国、英国待了七八年回来做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也锐意在教学上 和做学问上有新的做法，例如，他就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但是中山大学是一个大学，不能全部做研究的工作，并且那时候的人才 也究竟还不集中。  因此，傅先生听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并且是蔡手 民先生做院长，他就到南京去眼那时候的总干事杨俭先生办交涉，劝说 他成立一个人文科学部分，并且提出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历史、语言的 重要性；经过杨先生眼蔡先生商量以后就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 处。  就在史语所的筹备时间，傅斯年先生件事就是派董作宾先生 到安阳去调查出甲骨文遗址的地方。  那时候，一般人都觉得安阳是不 是还有甲骨文存在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自从甲骨文发现以后，经过差不 多三十年的陆续大量出土、盗掘，出土的材料也经过很有几位先进学者 精细的研究，例如罗振玉就认为没多少了；但是董先生调查的结果认为 出甲骨文材料的小屯仍然还有甲骨文，他并且还买了若干。  傅先生接 到董先生的报告马上就筹措了一千块钱让他去试掘；这次的试掘是在民 国十七年的十月。  试掘的结果很好，董先生发现了好几百块带有文字 的甲骨，他并且把发现的甲骨在开封就拓出来了，做了描写、解释，写 成一本报告石印出来送给傅先生及研究院总办事处。

碰巧，那一年我从美国由欧洲回来坐船经过香港；由于船要在香港 停泊三天，并且我也听说中山大学的活动，因此这三天的时间就去了一 趟广州。 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傅斯年先生，我碰到一个熟人说傅先 生在找我，我就去看他。 傅先生件事情告诉我安阳的调查结果， 他预备在史语所成立一组考古组来专做田野工作，希望我能够担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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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我当时因为已经有了一些田野考古的经验，也有一点报告出

来，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很合我的兴趣，我没有踌躇地就答应了他。 回 到北京以后，我件事就是到开封去拜访董作宾先生。 在开封，董 先生把他调查安阳的经过跟我详细说了一番；于是，我们就决定了第二 年的春天去做正式的发掘。 我们把董先生的试掘算是我们安阳发掘的 次；等我就了考古组的职位以后，1929 年春天的发掘算是第二期， 秋天的算第三期；从此，我们断断续续地一直做到 1937 年，一起工作了 十五次。 每年的田野发掘，春季做一次，秋季做一次；夏季太热，冬 季太冷，我们回来一方面休息，一方面做整理出土器物的工作。 我们 的工作人员，一方面是训练年轻的干部，一方面陆续也有新的专门学者 参加，例如，梁思永先生、吴金鼎先生都是在美国、在英国受过考古学 训练的，都回来参加我们的发掘工作。

这十五次发掘工作的收获和材料当然是很丰富的；不但是发现了大 批的甲骨文，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与甲骨文同时的许多别的物质遗存和建 筑遗迹。 这些遗存、遗迹以及我们田野工作者的记录就构成了安阳发 掘的所谓原始的资料。 就中国学术史上说，这件事情甚为重要；因 为先前做学问的人是只劳心而不劳力的，很少说是跑到田野去做发掘工 作；因此在 19 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德国地质学家就说中国的读书人是 不会做地质学的，因为地质学是要跑路的，而中国读书人就算是走路也 总是要坐轿子或骑牲口，是不用腿而只用脑筋的。 这件事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我们在民国初年自从与西洋文化接触以后，在科学界的好几个 前辈可以说都是从地质学发展起来的；地质学家非得跑腿不可，所以创 办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先生训练的批学生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 做田野工作的时候只准走路，仪器、行李要自己扛，不论距离多远多 近，都是这样。 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个大革 命；因为在这以前，读书人确是很少这么做的；至少，我们读书人相 信，只有认字、读书才是学问，不认字、不读书那就是劳力的，那就不 是做学问。    不过，我们在安阳发掘的时候，我们确是要在田野里跑

２１３

腿的。

在安阳做了九年一共十五次的发掘工作，我们先谈在这个殷墟地下 的堆积材料的一般情形。  我们要专从地层上去说的话，比方就小屯这 个出土甲骨文的遗址去说，我们发现这个地层至少可以分为三种。  第 一种我命名为“先殷文化层”，也就是早于殷的文化层；是在小屯的堆 积的下面一层。  这里面有所谓史前时代的东西，尤其是后来叫做 “黑陶文化”或“龙山文化”的遗留，不只有石器，还有黑陶之类的遗 物。  第二层是盘庚迁殷以前的商朝的前期文化层；盘庚迁殷在整个商 朝的历史说时间不是很早；商朝的历史是常常闹河患的一个时代，这在 各种先秦历史中都有若干记录的；盘庚迁殷之前，小屯这个地方并不是 没有人居住。  小屯地方确是有人住，但不过是商王朝的一个统治的区 域就是了；至于究竟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生活情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现在经过我们的发掘，我们也得到了若干的了解。  第三种地层才是所 谓的“殷商时代”的地层，是属于盘庚迁殷以后的时期；盘庚迁殷是在 盘庚的第十四年。  盘庚自己在位有二十八年，他的十四年迁殷这件 事，若干记录，尤其是《尚书》的记录，经过历代考证学家认为是比较 存真的一部分；所以，阎若朦也认为《盘庚》这三篇有许多是真的；现 在由考古发现的地下资料一对照，大概可以证明阎若朦的考证是有根据 的了。  经过董作宾先生很多的考证，他认为盘庚十五年的正月一日就 等于公元前一千三百八十四年的元月十四。  由公元前一千三百八十四 年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称之为殷商时代（例如司马迁的《殷本纪》）；殷商时代 在后这一都城先后有十三个王，统治了中国二百七十三年；比清一朝 统治中国的时间还要多几年。

第五章

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

（节选）

古代世界各地有钱有势的人精心营建坟墓的习俗无疑是一样的。 他们 相信人死后到另一个世界能以一种与生前全无二致的方式继续生活着。 虽 然这种习俗会因支配某一地区的社会风俗及道德规范的不同，而以不同 方式表现，但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即人的期望及信仰死后继续存在。

至于埋葬死者的观念始于何时，似乎尚无考古学家予以肯定的回 答。 但可以肯定，在新石器时代，埋葬尸体和将随葬品与死者埋在一 起己司空见惯了。

史前史的研究也证明了，在人类利用金属，等级制和奴隶制度发展以 后，对埋葬的精心安排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当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地 区，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阶段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给灵魂或 鬼或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死者供奉享乐品和必需品，是后人的义务。

就中国来说，本书第三章中己谈过安特生对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的发 现。  巴尔姆格伦（Nils Palmgre 时在关于甘肃瓮棺葬的专论中，对甘肃史前

墓中发现的随葬彩罐己予以详细的描述［1]

。  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些彩

［1] 尼·巴尔姆格伦：《甘肃随葬陶器：半山组和马厂组》，《古生物志》，丁种第三号 册（1934 年时。

６３

陶，无论是发掘的或收购的，都提供了早的证据，即新石器时代的中

国人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一样，相信人的双重存在。 尔后的调查也充分证明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二元论信仰。    河南、陕

西、甘肃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科学发掘揭露了在遗址中墓地与居住所是分 开的［1］

。    这些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陶容器、动物骨髓和石

制用具。 在质与量方面，墓与墓之间差别很大。 尚不知这种差别是否 为财富和权力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象征，但它表明这种差别在史前时期的 中国己存在了。 这种差别随时间的推移而扩大，直到青铜时代，当时 像宫殿一样豪华的巨大坟墓己开始营建。

早在中国先秦时，厚葬之风就受到谴责，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墨家和 道家对此进行猛烈抨击和嘲讽。  关于墨子和庄子对厚葬强烈的反对是 众所周知的。  但这种传统被儒家称之为“礼”而保存下来。“礼”被某 些人解释为“仪式”，被另一些人说成是“礼节”。  但这个“礼”字的 本义比“仪式”或“礼节”广泛得多。  实际上它是儒家宣扬的一种关 于古代中国盛行的风俗和举止的道德规范。  一般认为，把“礼”作为 法典始于周公，他是周朝创建者周武王之弟，儒家学派的偶像，传统儒 学中崇拜的圣人之一。

在前九次安阳发掘中，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也不能认为小屯的埋葬是

经过精心设计的，尽管在一些未被盗墓者掘过的墓中发现了精致的青铜

／形器和爵形器。  第八次发掘（1933 年） 在殷墟附近的后岗首次发现大 墓。  在此梁思永发现了仰韶、龙山和殷商文化相叠压的堆积［2］。   个后岗大墓被揭开后，发现此墓几乎被盗空。  然而这一工作次表 明，通过系统的调查可以找到大墓，甚至王陵。  1931 年以后安阳田野 考古工作者对他们常遇到的“穷土”的结构与外观都很熟知了。  后岗

［1］ 石兴邦等：《西安半坡》，《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T种第十四号，北

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安志敏：《庙底沟与三里桥》，考古学专刊T种第九号。

［2］ 石璋如：《河 南安阳后岗的殷墓》，《史 语所集刊》，第 十三本（1948 年），第 21一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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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墓揭开后证实，在营建大墓时也使用“穷土”技术，这就提供了一个

指示线索。     安阳考古队通过艰苦工作和田野经验的积累，找到了在附

近地区探索殷商墓遗址的钥匙。

同时，尽管中央政府公布了古物保存法，但盗宝的传统仍未消域。 在安阳，虽然中央研究院的发掘由于当地政府的保护而无阻碍地进行 着，但非法猎宝和盗墓仍比比皆是。 与西方国家一样，东方猎宝的传 统也无视法律和宗教：只要哪里埋有珍宝，猎宝者就像夺金子似地冲 过去。

早在北宋时，安阳就以出青铜器闻名［1］。  科学发掘一开始，立即引

起一些外国报纸的关注。《伦敦图画新闻》以较多的篇幅刊载安阳发掘

情况，遂引起世界上对此广泛注意［2］

这种宣传的恶果之一是怂恿私

。

人挖宝，甚至很快蔓延到在中国的传教士中。 非法的猎宝活动遍布华 北各地，在安阳每当我们的有组织的发掘一结束，非法的猎宝者立即活 动起来。 侯家庄王陵正是由于这种猎宝活动而被首次知晓的。 这一发 现的细节资料己完全失落。    但东京根津艺术博物馆的三个分别高为

71.2 公分、72.1 公分、73.2 公分的器形奇特的，深深印在每个参观者

的脑海里。  尽管水野清一在他的殷墟青铜器编日中没有提到它们［3］，

但众人都说这是安阳出土的器物。

媒体评论

考古学泰斗级大师李济先生的《安阳》这本书介绍了中国学者七七事变前在河南安阳进行的多次考古挖掘的情况，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掀起了殷商研究的高潮。这一系列的挖掘考古，起因就是甲骨文的发现。李济先生在殷墟考古的文章非常权威，值得好好地读。

一名考古学家，一生对一个古人类遗存连续发掘15次，这是人类考古史上的奇迹。安阳的发掘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上为首的地位，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个文明。

安阳发掘所获的文字、青铜器、石刻以及商朝人的骨骼等等，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把中国的历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安阳发掘出土的古物，使人们得到了中国早期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印证了殷商时代的真正面目，是连孔夫子都没有看到过的真实资料。

前言

序言

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 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阳的发现史也就是从发现刻有中 国古文字的“龙骨”开始的。所以李济先生叙述了此发现的获得情况的种 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旦认识到所说的“龙骨”就是占*者于其上刻写有求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 以甲骨闻名了，于是掀起了积极寻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译成现 代文的热潮。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问集中于对古典著作的精细考证，因此，许多 学者渴望了解甲骨卜辞的内容。对这些字的正确解释需要把发现的甲骨 与称职的学者所作的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全部记录结合起来。这就提出 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的本行是读书，而视从事体力劳动于学 习无益，因此，使安阳考察成为可能的社会需要和体力需要，必然要求学术 界和社会来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国已为此作好了准备，若无这种社会和 智力变革的新形势，安阳发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安阳考察计划产生于 社会革命，而终又以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为转移。

自始至终负责安阳发掘的李济先生为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已作好了准 备。李先生在中国接受古典式教育后，又到哈佛大学深造并获人类学博 士。当时，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很活跃，但他们主要集中精力在寻找远古 人类和研究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李先生回国后，结识了 那些正忙于探寻古代中国历史奥秘的外国杰出学者。李先生从事田野工 作之初也是探讨新石器时代的资料，他很快就卷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即使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探寻、考释中国早期的文字 记录。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一开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献和仔细的田野考 古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所选择李济指导安阳发掘是明智的，因他受过两 种训练，足以把研究仍处于传说中的中国早期青铜时代和把此时代置于中国信史的适当地位这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李先生现在是对安阳发掘 的起因及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加以描述，并后对一些考古学者从安阳殷 墟发现的大量资料中所获知识进行总结的合适的人。

前两章中，李先生一开场就介绍了现代考古舞台幕中的主要角 色，叙述了早认识中药中的“龙骨”其实就是记叙早期青铜时代并把商 朝引入信史领域的文献的一些人物的重要细节。

第三、四章中，李先生 说明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情景，并叙述 了几个杰出的外国人的贡献。接着就是安阳发掘计划的制订，财政上的困 难，他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初合作以及该馆与研究所的后分手。

在第五章中，李先生开始叙述安阳的历次发掘，并描述了主要出土 物。对安阳的工作，一年接一年地作了回顾，直至由于日本侵略而被迫于1937 年停止。接着的几章介绍了日军进犯南京前史语所逃难的情况。

他们历经漫长艰难的跋涉，携带着发掘的珍贵资料以及能搬运的图书技 术器械迁到中国西部，于此也不能久待，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又得搬迁。这 些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未挫伤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研究所临时 住址一经安顿，他们立即恢复对资料的分析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述。随 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研究所返回原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 世界许多地方带来了和平，但未给中国以和平。曾促使安阳发掘成为可 能的那个智力和体力的革命在继续升级。研究所很快被迫迁往台湾，建 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员，恢复了工作。

后几章概述了安阳的种种发现及对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进行研究 而产生的一些主要著作。像中国一切考古活动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 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李先生一直不允许因政治见解而永 远停止这个项目，或是用政治见解来渲染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种种发现，这 是值得大大称赞的。

作为中国早的青铜时代的发掘，安阳是个典范，对那些继续从事中 国考古的人也是个鼓舞。

米勒德·犅·罗杰斯

华盛顿大学文学院

书籍介绍

本书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对1928年至1937年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缘起、经过、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顾，这是安阳发掘的领导者本人所作的叙述，是其几十年来工作的一个总结，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论述和史料兼备的“大家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