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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富歇(1759—1820 )，法国政客。在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富歇堪称政坛不倒翁，无数和他共事的政治家被送上断头台，而他不但全身而退，且大部分时间身居要津。茨威格以入木三分的笔法刻画了富歇的人生轨迹。

前言

一

青云直上

二

里昂的郐子手

三

与罗伯斯庇尔的斗争

四

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部长

五

皇帝的大臣

六

反对皇帝的斗争

七

并非自愿的插曲

八

和拿破仑的后斗争

九

下野沦亡

关于富歇的传记

 斯·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世界各地游历，结识罗曼·罗兰和罗丹等人。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二十年代赴苏联，认识了高尔基。纳粹上台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与妻子自杀。其小说以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见长。代表作有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旧书商门德尔》《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巴尔扎克》《良心反抗暴力——卡斯特利奥反抗加尔文》《约瑟夫·富歇》等。

   茨威格是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德语作家之一。

译者简介：

    张玉书（1934—2019），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德语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译有海涅的诗歌和《勒格朗集》《论浪漫派》，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心灵的焦灼》《巴尔扎克传》《昨日世界》《约瑟夫·富歇》《良心反抗暴力》《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席勒的《强盗》《唐·卡洛斯》《华伦斯坦》《奥尔良的姑娘》《图兰朵》《威廉·退尔》等。主编有《海涅文集》《席勒文集》《茨威格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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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具有创造命运的威力，使人落难时精神振奋，能在孤独的残酷压力下把心灵深受震撼的力量重新积聚起来，加以整顿。艺术家只是抱怨流亡，说它是股破坏力量，显然影响人们青云直上，是毫无用处的间歇，是极端残忍的中断。但是大自然的节奏，需要这种强暴的间歇。因为只有认识了深渊幽谷，才算了解整个的生活，只有挫折才给人以充分进取的力量。创造性的天才尤其需要这种暂时强加的孤独，才能从绝望的深渊，从遭到摈弃的远方衡量他真正使命的视野和高度。人类最为意义深远的信息都来自流亡地，那些伟大宗教的创始人摩西、基督、默罕默德、释迦牟尼，他们大家都必须先经历荒漠的沉寂，不和人们聚在一起，才能说出那句至理名言的话。弥尔顿的失明，贝多芬的失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囚室，塞外提斯的监牢，路德在瓦尔德堡的囚禁，但丁的流亡，尼采的自我放逐在恩加丁的冰冻地区。这一切都违拗常人清醒的意志，是天才暗自发出的要求。但是即使在低下的、在更加世俗的政界，暂时置身局外，也会赋予政治家以新鲜的眼光，在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更好地统观全局，权衡利弊，因此在宦海浮沉之际，再也没有比暂时受阻更为幸运的事了。因为一个人倘若总是高高在上地向下观望，从帝王宝座的天际云层，从象牙塔和显赫权势的巍巍高处，向下俯视，只看见奴颜婢膝之辈的谄笑和他们危险的甘心效劳的媚态：谁若自己把尺度握在手里，就会忘记自己真正的分量。对于艺术家、统帅和当权者来说，最最有害的，莫过于不断成功，心想事成；只有遭到失败，艺术家才学到他和作品的真正关系；只有兵败失利，统帅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有失宠失意，政治家才真正认清政治上的全局。不断增长财富使人萎靡，不断获得掌声使人麻木；只有停顿中断才能赋予疲弱的节奏以崭新的活力和强劲的弹性。只有不幸给人以洞察世界现实的深邃眼光和远见卓识。每次流放都是严酷的教训，但既是教训，也是学习，它使性格软弱的人重新意志坚定，使优柔寡断的人痛下决心，使性格坚强的人...

每一场革命，胜利的不是第一个人，不是那个先锋，而总是最后一个人，总是那个殿后的人，那个把革命作为战利品来攫取的人。

这样的怪人是任何一次世界性大变革中都会突然冒出来的。他们是些水晶般纯洁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的信仰和理想主义比最庸俗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最疯狂的恐怖主义者带来更多的灾难，造成更多的流血。

法国革命家们的罪过不在熏熏然于血腥味，而在他们那些嗜血的言论。他们干了蠢事——仅仅是为了激励民众，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的激进，他们创造了一套血腥的话语，念念不忘于叛徒和断头台。而当民众被这些疯狂的、刺激的言论所陶醉、所蒙蔽、所迷惑，相信必须采取最“断然的措施”，并且当真要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波拿巴对富歇深有研究，知道这狂热的阴谋家有一双不安分的手，很难捆住，不如让他捧着黄金，省得手乱动。历史上的部长大臣们，很少人在解职时能比约瑟夫·富歇得到更多的尊荣，遭遇更多的防备。

波拿巴现在想要更高的一次升腾，需要一个机灵的、肆无忌惮的仆人。他再度需要一个执蹬挽缰的马夫。两年前觉得终身执政便算功成名就，于愿已足；如今他被胜利之翼托起，凌空翱翔，终身执政已经不能使他满足。他不愿意混同于其他公民，只当个第一公民；他想成为统治臣民的人主和君王。他热望用皇冠的金箍来冰他发烫的额头。但，要当恺撒，就得有安东尼；虽然富歇长期来扮演布鲁图斯的角色（再早甚至扮演过卡提林纳），但如今他在政治上吃斋两年，饿坏了肚子，甘心情愿从元老院变成的沼泽里为波拿巴钓起皇冠，鱼饵是钱和甜甜蜜蜜的诺言。

约瑟夫·富歇第五次宣誓效忠：第一次是向国王的政府宣誓，第二次向共和国，第三次向督政府，第四次是执政府。富歇可是年方四十五，今后还有许多年月可以一再宣誓，一再表忠，一再叛变。

他犯了最最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迟到了。所有的职位都有了人，没有一个达官显贵愿意站起来，把位子拱手让给奥特朗托公爵。

据说，3月20日国王逃离...

每次世界变迁中这种怪人都会突然泛起，这种人全都品格纯净，拥有理想主义信念，但是他们以自己的信仰比最为残暴的现实政治家和最狂野的恐怖分子造成更多的灾难，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主义酿成更多的流血事件。恰好是这种信念纯真、虔诚笃信、狂喜热枕的人，这种改变世界者，改造世界者，怀着最高尚的目的，促成了他自己也深恶痛绝的谋杀和灾祸。

这是一切刚愎自用者的命运。缺乏彼此交流的温暖，缺乏动人心魄的人性，使他（罗伯斯庇尔）的行动丧失真正繁衍的力量。

谁若自己把尺度握在手里，就会忘记自己真正的分量。

所有的预见都准确无误，而且目光犀利得令人难以置信。

编辑推荐

富歇，这个政客形象被茨威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而这种典型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时代。

书摘插图

青云直上

一七五九年至一七九三年一七五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约瑟夫·富歇——还远不是什么奥特朗特公爵呢——出生在港口城市南特。父辈是海员、商人，祖上尽是海员，因此不言而喻，这个长子也该去当航海家。不是去海外经商，便是当个船长。可是这个体弱多病、贫血而又神经质的丑陋孩子，从小便显得对这种无比艰苦，在当时确实是英勇豪迈的行业极不适合。离岸两海里，他已经晕船，跑了一刻钟，或者游戏十多分钟，他已觉得疲倦。做父母的不无忧虑地盘算，这个娇弱的孩子该怎么办。一七七○年的法国，于思想上业已觉醒，并且进取心切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合适的地位呢。法院、行政机关，每个衙门每个地方的肥缺全都留给了贵族。在宫廷里当差得要伯爵的纹章，或者像样的男爵爵位。即使在部队里，出身市民阶级的人，熬白了头发，也不过混上个排长。在这腐朽没落的王国里，第三等级还处处受到排挤。难怪二十五年后，第三等级要用拳头来夺取他们长期以来伸手乞求而遭到拒绝的一切。

剩下的只有教会一途。这个千年帝国，在人情世故上不知比各个王朝高明多少，也比它们聪明、民主、心胸博大。它总是启用一切才俊，即使出身极为卑微，也被吸收进它那无形的帝国。小约瑟夫在奥拉托利会学习时，已经成绩斐然。毕业后，他们自然乐于让他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担任学监和校长。自从耶稣会被逐后，奥拉托利会在法国各地领导天主教会的教育。富歇二十岁时，便在这个修会里任职，虽然职位卑下，难以发迹，可毕竟是所学校。他在这里自我修养，边教边学。

要他发了做神父的愿心，原本可以爬得更高，当个神父，也许还能当上主教，或者红衣主教。他初涉人世，刚刚起步，本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显现出来。那就是不愿完完全全、无可挽回地把自己和某人或某事拴在一起。这可是约瑟夫·富歇的典型作风。他身穿修士的衣裳，剃着神父的头，和别的神父一样过着僧侣的生活。在奥拉托利会的十年里，富歇从外表到内心和一个神父毫无差别。但是他不受更高的圣礼，也不发任何誓愿。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为自己留着退路，留着顺风而变的可能性。他投靠教会也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完全投靠。以后投靠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或者王国，均是如此：约瑟夫·富歇，对上帝尚且不肯答应终身效忠，更何况对一个普通人了。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足足十年之久，这个脸色苍白、寡言少语、半僧半俗的神父，在寂静的修道院的走廊、食堂里走来走去。他在尼奥尔、索默、旺多姆、巴黎教书，可是并未感到居地变异。因为无论在这个城市或是那个城市，神学院教师的生活总是同样的平静穷酸，朴实无华，总是深居在寂静的院墙之内，永远与世隔绝。二三十个学生，四十来个学生，教他们拉丁文、数学、物理。全是些面色苍白、身穿黑袍的男孩，带他们去望弥撒，在卧室里监督他们睡觉。教的是科学书籍中单调的教材，吃的是蹩脚的伙食，领的是微薄的薪水，穿的是一袭磨旧了的黑袍，过的是修道院里简朴的生活。这平静隐遁的十年，犹如冬眠蛰伏，不像真实生活，超乎时间、空间，一无所成，也无所希求。

其实在修道院教书的十年里，约瑟夫·富歇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他日后做权术家极有好处。主要是学会了善于沉默的技巧，自我隐蔽的本领，精通心理学，擅长洞察人的内心。此人一生即使心情激动，也能控制住脸上的每根神经。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仿佛隐蔽在沉默的墙后，从来看不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他的嗓音低弱，亲切的或是可怕的话语，他都同样从容不迫地说出口来。无论是皇帝的宫廷密室，还是喧闹的群众集会，他都同样以轻微无声的脚步走过。这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的本领，就是在这十年修道院的生活中学会的。在他登上世界舞台的讲台之前，因为诵读罗耀拉的祈祷文，他的意志已得到锻炼；由于讨论有几百年历史的布道艺术，他已练得能言善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士和富歇，都出自教会这所学校。还没登上舞台，便已精通人情世故，这恐怕不是巧合。教会古老的共同传统远远超过他们三人的个性，使得他们彼此迥异的性格在关键时刻都带有某种相似的特性。而在富歇身上还有一种钢铁般的、简直是斯巴达式的克己功夫，他从内心反对奢华虚荣，并且善于隐蔽私人生活和个人感情。不，富歇在修道院走廊的阴影里度过的这十年光阴并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一面教书一面学到了无数的东西。

这个灵活善变、骚动不安的人，在修道院的围墙里面，在严格与世隔绝的状况中自我修养，终于发展成为善于洞察人们心理的大师。几年之久，他不得不无声无息地在极其狭窄的僧侣界活动。可是在一七七八年，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这阵风暴甚至袭入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在奥拉托利会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济会的俱乐部里，都在讨论人权。一种新型的好奇心驱使年轻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驱使教物理和数学的教师去接触当时令人惊异的发明，世界上早的飞艇，蒙哥菲耶兄弟的气球，以及电气学、医学方面的伟大发明。宗教界人士试图和知识界有所联系。阿拉斯城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交团体提供了这种联系的机会。这个团体名叫“洛撒蒂”，也是一种“施拉拉菲亚”团体。城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一堂，谈笑风生。会上的一切毫不刺眼，一些没有名望的小市民朗诵一些诗歌，或者发表一些文学讲演。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神学院教师约瑟夫·富歇也是备受欢迎的座上客，因为他讲起物理学的新成就来滔滔不绝。他常常在那里坐在朋友之中，聆听工程兵团的上尉拉扎尔·卡诺吟诵自己写的讽刺诗，或者谛听脸色苍白、嘴唇极薄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他当时还很看重他的贵族出身）发表一篇辞藻华丽的即席演说，以颂扬“洛撒蒂”。外省地方还欣赏玄想空谈的十八世纪的后的气息。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没有撰写血淋淋的死刑判决书，而是写作小巧玲珑的诗歌。瑞士医生马拉还没有写出恶狠狠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写出了一部感伤缠绵的长篇小说。小小的波拿巴中尉还在外省什么地方孜孜创作一部模仿维特的中篇小说。暴风雨还远在天边，隐而不见。

但真是命运弄人：这个剃了僧侣发式的神学院教师恰巧和那个脸色苍白的、神经质的、野心勃勃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结了深交。他们两人的关系甚至快要变成郎舅关系，因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妹妹夏洛特想使这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弃僧还俗。席间都已流传他们订婚之说。这门亲事后来怎么作罢的，始终是个秘密。也许这里头正埋藏着他们两人之间那个可怕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仇恨的根子。他们两个一度友谊甚笃，后来却拼得你死我活。可是当时他们对雅各宾主义和日后的仇恨还一无所知。相反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作为议员被派到凡尔赛去参加三级会议，参与制定法国新宪法时，就是剃了僧侣发式的约瑟夫·富歇借路费给那苍白贫血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还借钱给他制作一套新衣服。富歇总是给别人搭台阶——以后也常常如此——帮助别人青云直上、载入史册，可也恰巧是他在决定性的时刻出卖从前的朋友，把朋友打翻在地，这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这次三级会议将动摇法国的一切基石。就在罗伯斯庇尔动身前去参加三级会议之后不久，阿拉斯的奥拉托利会的修士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革命。政治一直侵入到斋堂之内。这位聪明的善观风向的约瑟夫·富歇就利用这股风张起他的帆来。在他的建议之下，一个代表团被派到国民议会去表示神父对第三等级的同情。这位一向步步谨慎的人这次可下手得略为早了一些。他的上司罚他到南特的修女学校去教书，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处罚。这个学校就是富歇童年时代学习科学和处世哲学入门课程的场所。

可是现在他已经久经沧桑，阅世很深。现在他已经没有兴趣去教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乘法口诀、几何和物理了。这个善观风向的人感觉到一阵社会风暴已笼罩全国，政治将统治世界，那就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一下子脱去了僧服，留起了头发，不给不成熟的孩子们讲课，而是去向南特的能干的市民演讲政治。一个俱乐部应运而生——政治家的前程总是始于这样一个训练口才的试验舞台——不出几个礼拜，富歇便已经是南特市“宪法之友”协会的主席了。他赞扬进步，可是十分谨慎，严格把握分寸，因为老实的商人阶层的政治气压是高低适中。南特人不喜欢激进主义，他们担心自己的贷款有去无回，尤其是一心想要生意兴隆。他们从殖民地捞到大批油水，所以也不喜欢解放黑奴之类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于是约瑟夫·富歇立即拟定了一份致国民议会的慷慨激昂的公文，反对废除贩卖黑奴。这份公文虽然遭到了布里索的粗暴攻击，可是在比较狭小的市民界并未减弱他的声望。为了及时巩固他在市民阶层（未来的选民！）中的政治地位，他急急忙忙地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妻，姑娘虽丑，但陪嫁不少。富歇当时已经感觉到第三等级将很快变成阶级——统治阶级，所以他赶快变成一个十足的市民。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达到预定目标的准备而已。国民公会的选举刚一公布，这位昔日的神学院教师便出来竞选。每个竞选人都干些什么呢？他们总是先挑善良的选民们爱听的说，作了种种许诺。所以富歇发誓要保护贸易，维护私人财产，尊重法律。他厉声谴责扰乱治安之徒，甚于谴责旧制度（因为南特的风向更多是来自右边，而不是来自左边）。一七九二年，富歇果然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议员的三色帽徽从此长期取代了他暗中悄悄蓄着的神父发式。

媒体评论

茨威格在全世界所赢得的声誉实至名归……他*让我欣赏的一点就是其独特的天赋，能够凭借心理上和艺术创作上的技巧令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和人物形象变得栩栩如生。

评价茨威格毕生的作品并非易事，是得倾其毕生所能方可完成的任务。

——托马斯·曼

前言

前言

约瑟夫·富歇，当时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历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后世对他更欠公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党人中，卡诺、巴拉斯、塔列朗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以及法国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是保王派、共和党或是波拿巴派，只要一写他的名字，心头的怒火立即宣泄在笔尖、纸上。天生的叛徒，卑鄙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卖主求荣的能手，无耻下流的探子，道德沦丧的小人——没有一个表示鄙视的骂人字眼没有用到他的身上，无论是拉马丁，还是米什莱，路易·勃朗，都没有试图对他的人格，或者不如说对他执拗得令人惊叹的一贯的毫无人格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他的形象次生动逼真地出现在路易·马德兰的那部卷帙浩繁的传记里（本书和其他有关著述中的具体材料大部分取自这部传记），除此而外历史把此人悄无声息地推到后排，那些无足轻重的跑龙套的角色所站的地方。而此人在世界转折时期曾领导过各个党派，作为的一个，活得比各派都更为长久，并且在心理决斗中，打败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人。他的形象时不时地还会在表现拿破仑的戏剧里或以拿破仑为题材的歌剧里幽灵似的出现，但大多落入形式主义的俗套，把他表现为一个狡猾的警务大臣，一个提前出现的福尔摩斯，平庸的表述总是把躲在幕

后的人物混淆成次要角色。

惟独一个人以他自己的卓越伟大，看出了这个的人物的伟岸。此人乃是巴尔扎克。这位天才居高临下，同时又洞察一切，不仅看到时代的舞台层面，还一直看到布景后面。他毫无保留地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富歇是他那个世纪为有趣的人物。巴尔扎克习惯于把各式各样的激情，无论是所谓的英雄气概的激情和所谓的卑下低级的激情，在他感情的化学里全都视为等价的元素。伏脱冷这样彻头彻尾的罪犯和路易·朗贝尔这样道德高尚的天才，他同样欣赏，从不区分道德的和非道德的，而只是衡量一个人意志的价值及其激情的强度。他恰好把这个革命年代和帝政时期为人不齿、遭人唾骂的人从他那故意造成的埋没状态中挖掘出来。他称这个“singulier génie”（的天才）为“拿破仑曾经拥有的惟一的大臣”，然后又称他是“la plus forte tête que je connaisse”（我所知道的头脑厉害的角色），在另一处又说他是“那些城府极深的人，在行动的瞬间叫人捉摸不透，事后方能被人理解”。——这听上去和那些道德说教表示的轻蔑迥然不同。在他的小说《一桩神秘案件》中他写了特殊的一页，献给这位“阴沉、深邃、不同寻常、不甚著名的人物”。他写道：“富歇，使拿破仑感到惊恐的天才，并不是突然一下子表现出来的。富歇这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公会议员，当时卓尔不群，也受人误解，他是在重重危机之中锻炼成日后的那个人物的。在督政府治下，他达到能正确判断过去从而预见未来的高度，然后在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中，突然显示出他的机智灵巧，犹如一个平

庸的演员，因受到突如其来的灵感启示而变得极为出色。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在修道院的管教下成长起来，既掌握了他原来所属的山岳派的秘密，也掌握了他后投靠的保王党的秘密，慢慢地、默默地仔细琢磨着政治舞台上的人、事和各种伎俩。他看透了波拿巴心里的秘密，给了他有益的忠告和宝贵的情报……无论是他的新同事还是他的老同事，都料想不到他在行政管理

方面的天才竟然表现为：所有的预见都准确无误，而且目光犀利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巴尔扎克的话。他的这段献词次引起了我对富歇的注意。巴尔扎克说他“甚至比拿破仑还拥有更多控制别人的威力”。几年来我对巴尔扎克曾经称赞过的这个人不时看上一眼。但是富歇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历史上，都非常善于只是充当幕后人物：不喜欢让人窥察他的脸和他手里的牌，他始终躲在各个事件之中、各党各派之中，躲在他那职位的隐姓埋名的外壳后面，无影无形地活动着，犹如钟表里的机簧。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在繁琐事件的纷乱之中，在他途经陡急的拐弯处，才能一瞥他那快速掠过的身影。更奇怪的是，富歇的这些在飞逝之际被人捕捉住的身影，乍一看居然和以往的身影各不相同，需要使劲观看才能想象，这同一个人，有着同样的皮肤和同样的头发，在一七九○年是神学院的教师，一七九二年便成了掠夺教堂的人；在一七九三年是个共产主义者，五年之后却成了几倍的百万富翁；再过十年，俨然成了奥特朗特公爵。但是这个新时代十足地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性格变化越是放肆大胆，那么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他的无性格在我看来就越发有趣，他那完全隐没在各种背景和神秘色彩中的政治生涯，我就觉得越发迷人，他的形象就越发独特，越发带有妖魔气息。所以，纯粹出于对心灵科学的兴趣，我非常突然地写起约瑟夫·富歇的故事来，作为对权术家生物学的一份贡献。权术家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彻的危险的精神族类，关于权术

家的生物学拖到现在尚未写成，然而十分必要。

为一个完全违反道德的人物——即使是像约瑟夫·富歇这样一个、异常重要的人物——撰写的这种传记，我知道，是完全违背时代的愿望的。我们这个时代想要的并且喜欢的是英雄传记，由于今天缺乏这种政治上具有独创性的领袖人物的形象，便在往事陈迹之中去为自己寻找更加崇高的榜样。我完全认识到这种英雄传记有使人心灵激越、斗志昂扬、精神振奋的威力。从普鲁塔克起，这种传记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和历代的新青年都是必要的。但是恰好在政治上，这种传记掩盖着篡改历史的危险，就仿佛真正的领袖人物也的确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当时如此，历来如此。毫无疑问，一个英雄人物仅仅通过他的存在还能几十年几百年地控制着精神生活，但也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的权力范围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少是出类拔萃、思想纯正的人物，而是价值微小得多，但是身手更加灵巧的种类：那些幕后的人物。为了警告人们注意各种政治上的迷信，这点必须强调。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八年我们亲眼目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并不是由理性和责任心所作出的，而是由性格多疑、智力严重欠缺的那些躲在幕后的人物所作出的。我们近来每天都在重新经历的问题严重、往往是犯罪的政治游戏，并不是那些具有道德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人得以成功。相反，他们一再被那些称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这些手脚利索、空话连篇、神经冰冷的艺术家们所欺骗，而世界各国人民还一直忠诚笃信地把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前途都托付给这场游戏。倘若政治的确像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变成了“la fatalité moderne”（现代的厄运），新时代的厄运，那么我们为了自卫，要设法辨认躲在这些势力后面的人们，以便认清他们何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能对这种政治人物的类型学

做出一份贡献。

                              一九二九年秋于萨尔茨堡

书籍介绍

约瑟夫·富歇(1759—1820 )，法国政客。在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富歇堪称政坛不倒翁，无数和他共事的政治家被送上断头台，而他不但全身而退，且大部分时间身居要津。茨威格以入木三分的笔法刻画了富歇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