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管理（展示传统国学中精深微妙的管理艺术，以国学智慧来弥补西方管理的弊端，在浮躁的商业环境中找到精神上的皈依）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以道、术结合为宗旨，从思想、实践、制度三个方面，叙述了儒、道、法、兵、墨、纵横等诸子百家的智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管理主张和管理模式，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业、变革、守业、亡国、治国安邦国学思想的管理智慧，详解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监察与控制管理、任吏与考核、地方行政管理四条线的演变、特征和作用，全面展示了国学管理精深微妙的管理艺术，以求为管理者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提供理论和工具两方面的帮助。

国学管理思想篇

第一章 经世致用的儒家管理思想

第二章 “道法自然”的道家管理思想

第三章 “法、术、势”的法家管理思想

第四章 道、天、地、法、将的兵家管理思想

第五章 其他学派的管理思想

国学管理实践篇

第六章 中国式的创业类型

第七章 传统中国的变革模式

第八章 中国成功领导者的守业模式

第九章 亡国之君的历史教训

第十章 治国安邦的管理智慧

国学管理制度篇

第十一章 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十二章 监察制度与控制管理体制

第十三章 任吏与考核制度

第十四章 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附录 中国古代管理高手经验谈

参考文献

　　申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亚里士多德全集》编辑组成员，“中国式管理研究丛书”主编。多年来精研中国文化、历史及国民个体心理行为特点在当代群体及管理活动中的多重表现，出版中国式管理研究著作《中式领导力》《中国式管理的难与易》《中国人行为心理特征与中国式管理》《管理者必备国学知识手册》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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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管理思想篇

　　第一章经世致用的儒家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代以前的文物典章制度，其中记录着从传说中的尧、舜、禹三圣王到夏、商、周三朝代的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与管理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儒家管理智慧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为政以德”的管理方式。突出管理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引导作用，兼顾宽严并济的控制手段。

　　第二，“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从“修己”——管理者的自我管理，到“安人”——对管理人员的管理，再到“安百姓”——满足民众的需求，循序渐进，融为一体。

　　第三，“义利合一”的经营方式。主张“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力图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矛盾，把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融合起来，统一起来。

　　——黎红雷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节儒家智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儒家学派概述及其理想管理目标

　　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首。据胡适等学者的考证，最早的儒是指殷商遗民中那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特殊阶层，他们穿戴殷商古衣冠，习行殷商古礼，在政治上依附于新的周统治者，在文化上“先进于礼乐”，成为古代文化的主要传授者。所以许慎《说文解字》称：“儒，柔也，术士之称。”而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总之，正是孔子于“学术下移”、私学勃兴的春秋晚期，创建了以“道德仁义”为宗旨、以“礼乐正名”为特色的思想体系，使得儒由术士的泛称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学派。

　　虽然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时，即已确立其基本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但伴随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一直在进行着漫长的自我丰富与自我完善。

　　战国时，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及其他学派的影响，“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代表了儒家中的理想主义一派，而荀子则是儒家现实主义一派的代表。儒家的这种内部分化显然使儒家思想更趋深化与丰富。

　　孔林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家学说取得了正统地位，此后的儒学思想又在各种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适应当时历史环境的儒家学说来。具体来说，在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它大量汲取了阴阳家、墨家、法家、黄老道家思想；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隋唐，有王通熔“儒、佛、道”三教于一炉的新学以及韩愈等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理学和陆王派的心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

　　到五四时期，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举起了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人物。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十年当中，以复兴儒家为志业者大有人在：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等人可为一阶梯，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等人又可为一阶梯，杜维明、刘述先等又为一阶梯……可以说，现代新儒学已成为21世纪中国的重要思潮，正在为现代化的中国发挥着其始终如一的经世之用。

　　儒家所憧憬和企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安定、和谐与统一的治平之世。从孔子的天下归仁、近悦远来、“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的政治清明、君民同乐、百姓“亲睦”，到荀子的上下协调、“群居和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等等，无不勾画出一幅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妙蓝图。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管理目标，儒家力倡在“人性可塑”的基础上，以修己之学的“仁”、治人之学的“礼”为支柱，以“中庸”为实践方法，以“和”为总则，通过修己安人达到内圣外王的社会实践。

　　儒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孔子与《论语》

　　儒家“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仲尼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出身士家，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曾任鲁中都宰，升司寇，后周游列国。晚年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终的依据，并因之“确立了深邃、严密的贯通天人的‘性命’（尽性至命）修养学说”。

　　孔子行教图在孔子的学术体系中，“仁”、“礼”、“中庸”、“和”是四大支柱。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三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基础，治人是修己的归宿；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以“中庸”为实践方法，以“和”为总则。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当然要受到特定时代经济、政治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但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其深层文化精神，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进化、适应能力的文化生命。”（徐克谦《略论孔子的文化生存与承传意识》）有学者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此话也许有点夸张，但也确实并不为过。孔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显赫而居中制衡的历史地位，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如今，虽然产生《论语》的时代环境早已改变，但其深层的文化精神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影响着世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论语》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00年左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孝经》等书在汉文帝时即被立于官学，置博士讲授。到了唐代，《论语》被列入经部。南宋时，朱熹把《论语》、《孟子》、《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为一书并为之作注，称作《四书章句集注》。其后《论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成为一般人通经致仕的入门书。

　　·孟子与《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年）是邹（今山东省南部）人。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孟子是儒家中理想主义一派的代表。他师从孔子的孔庙孙子子思的门人学习儒家学说。孟子一度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之一。他也曾游说各国诸侯，但不太如意，于是回来与弟子们作《孟子》七篇。这部书记载了孟子与诸侯、弟子的谈话。《孟子》后来被推崇为“四书”之一。

　　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学说。性善的学说为孟子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与孟子同时的，关于人性的学说，除了孟子的性善说以外，还另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说人性既不善又不恶；第二种是说人性既可善又可恶（这意思似乎是说人性内有善恶两种成分）；第三种是说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恶（《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将其充分扩充，就会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这些常德，如果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就会像种子自然长成树、花蕾自然盛开一样，从内部自发扩展。

　　·荀子与《荀子》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他代表了儒家的现实主义一派，同孟子成为儒家中对立的两派。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为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善人的恶的本性，主张“明礼义而化之”，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在政治上，他针对孔子、孟子效法先王的思想，提出“法后王”的口号，主张应该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去施政，要选贤能，明赏罚，兼用“礼”“法”“术”实行统治。他的思想较多地为法家汲取。

　　儒家思想的现代应用

　　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诸多助益。

　　首先，儒家的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个体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个体的自主权利。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正是现代知识型员工管理的根本要旨。

　　其次，儒家的太和理论对于企业和谐生态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企业发展需要讲效率，但效率的过度强调则会造成企业内部的紧张气氛，给企业员工带来过大压力。另一方面，虽然目前中国社会经过多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发展，但很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外部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的，比如治污成本的外化、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社会成本，低工资造成的员工福利社会化成本。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当代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而儒家的和谐价值观，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显然为企业和谐生态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有建设意义的解决方案。

　　再次，儒家互利的处世观为企业伦理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舜画像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由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提出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理。企业中每个成员都只是企业大集体中的一个单元，任何单元的发展都会受到集体其他单元的制约。所以，当企业单个成员在追求“立己”、“达己”时，也要“立人”、“达人”，因为“立人”、“达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自利行为。

另外，儒家选贤任贤的人才测评系统，权变中庸的管理模式，德礼政刑的行为规范等都可以很好地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

　　·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怀

　　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一点，我们认为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怀。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之根源，故人对此心性有一念之自觉，则人生价值、宇宙价值，皆全部呈显，圆满具足，人之生命，即当下安顿于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谓“天待他求，当下即是”之人生境界。

　　唯由此放下，而后我与个人才有彼此生命间真相照射、真相肯定，而有真实的了解。此放下之智慧，印度思想中名之为空之智慧、解脱之智慧；在中国道家称之为虚之智慧、无之智慧；中国儒家称之为“空空如也”，“毋忌、毋必、毋固、毋我”、“廓然大公”之智慧。由此种智慧之运用，去看生活中之一切经验事物、理想事物，都要使之成为透明无碍。

　　——牟宗三，摘自《中国民族性》第16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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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人开始重新思考我们古老文化的常新动力，新一轮的国学复兴即缘发于此。2）翻阅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学宝库，一起来学习“外儒内法”的中国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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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前言

经济崛起与国学复兴

　　时下，国学的热潮正涌动于媒体鲜亮的版面，大学的讲堂，甚至小学和幼儿园的诵经声中。顶级名校如北大、清华、复旦及中山等都面向管理者和企业家开设了自己的国学速成课程，并且都报出了天价学费；而一些小学校也翻出了尘封已久的《三字经》、《弟子规》之类蒙学读物，在全球化声浪甚嚣尘上的今天大声诵读起来。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今日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复归的热情。

　　实在来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同我们一样喝着长江黄河水、流着中国血的同胞或筹划、或协作、或竞争着种种事情；当我们在寻找某种问题的原因或答案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典籍，因为那毕竟是滋养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说它好也罢，说它坏也罢，它都是你无法躲开的东西，我们必得从它当中生发出新的动力和方法。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人开始重新思考我们古老文化的常新动力，新一轮的国学复兴即缘发于此。而管理者和企业家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做管理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是绝然行不通的，而是要像共产党那样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我们是在中国做事情、办企业。国人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无不深深打上中国式的印迹，那是多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你想躲都躲不开！我们必以相应的中国式应对这种中国式，才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连“洋人”们都知道要进行本土化经营，并且在某些程度上比我们做得还好。

　　如果我们深翻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学宝库，就会发现这中间儒家的东西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讲究“外儒内法”的，那对外的儒家一直是大讲特讲的，并以此作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自打汉武帝定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后，儒家就成了正统的意识形态，被其后的历代统治者一路高捧着直到现在，致使国人不知不觉地全都被打上许多儒家烙印。我们现在来检视这些烙印，发现许多东西即便在现代也还是光辉闪闪的。德国的大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曾得出一个著名结论，即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得以长足发展，全在于基督教中的清教徒有一股子“兢兢业业、克勤克俭、顽强进取”的精神。我们用韦伯的结论反观中国的儒家传统，发现这正是儒家所一贯强调的，这也正是儒家伦理能为现代企业所用的地方。儒家的讲求集体主义、尊卑有序、进取入世、自我克制、孝悌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对于当前的管理者和企业家构建自身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仍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存在于传统及文化深处的中国式管理的那些方法与思路，在今天的现实背景下有多少还在起作用，这是我们在写作此书时经常要追问的问题。诚如前文已有论及的那样，传统总是通过现实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且总是在当事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另外，作为中国人，无论他的企业做得多大，中华文化深处的东西总要在他的身上发挥作用；我们观察到，李嘉诚的言论总是不自觉地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而据说张瑞敏最爱读的书也是老子的《道德经》。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那些方法和实践，到今天有哪些是值得继承的？又有哪些是必须批判和加以扬弃的?这是本书的根本目的所在。毋庸讳言，集权统治如果能有一个英明伟大的君主(英明是指他必须具有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足够理智，而伟大是指他必须具有最起码的道德良知，这是一切好的管理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两条)，那实际上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管理办法；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却失望地观察到，没有几个皇帝同时具有如上提到的最基本的两条，那是必然的人性使然，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中又观察到，抛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谈，中国式管理在一些具体问题和事务的处理上，确实有它巧妙和管用的地方，而且有些环节还真的让我们拍案叫绝，不得不佩服老祖宗解决问题的“巧夺天工”。对这一部分，我们当然应该好好地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而且从被管理者的角度看，那样的处理方法仿佛也特别让他们受用。特别地，一个在根本上讲不通的管理机制，在实践上却能坚持几千年，这一事实就更让我们叫绝，它的延续、它的存在必然有它合理和成功的地方，这是我们在本书中要深刻挖掘和研讨的地方，也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关于这一点，葛荃说得很清楚：

书籍介绍

《汽车试验学/应用技术型高等汽车类专业规划教材》为应用技术型高校汽车类专业规划教材，参考国家和行业最新汽车试验标准，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汽车试验的分类与试验标准、汽车试验基础理论、汽车试验仪器与设备、汽车总成与零部件试验、汽车基本性能试验、汽车环境保护试验、汽车可靠性试验、被动安全性试验和电动汽车试验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交通运输、交通工程和物流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汽车设计和汽车试验的技术人员、汽车使用与维修人员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