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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语文教师张必锟关于语文教育方论著及诗文创作的结集。

全书主体分为三部分：

“教材教法编”是作者关于教学方法的论述和编写教材经验的总结，主要是文言文的教法改革和教材修订，兼及作文教学等问题。

“教学实践编”是收录了十余篇具体课文的教学设想、备课札记、教学实录等，仍以文言文为主，如《寡人之于国也》《出师表》《陈情表》《五柳先生传》《滕王阁序》《师说》《岳阳楼记》《赤壁赋》等，也包括鲁迅《阿Q正传》《药》、郑振铎《猫》、高尔基《海燕》等现代作品，此外还有一些学生作文评改。

“诗文创作编”主要是作者在教学之余所写的读后感、散文、杂文、诗歌等，既是练笔，也是对学生的良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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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必锟（1927—2017），1952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先后在中学任教三十多年，长于文言文教学，多采用诵读教学法。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中师、幼师教材编写二十多年，著述颇丰。编写教材、教参200多万字；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与人合作编写的教辅读物约2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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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必锟先生长于文言文教学，大力倡导“诵读教学法”，力避枯燥无味的翻译和繁琐死板的语法教学，20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因此，书中关于文言文教学的论述*多，也*见功力，足资中学语文教师及教研人员参考。此外，先生认为作文应该多练多改，因此力倡练笔，评改作文也极为细致，还提倡“教师下水”，而且率先垂范，书中收录了不少业余创作的诗文作品。

文言文该怎样教

——读张必锟先生《我教语文》

陈恒舒

一

2017年8月，我参加了一个语文课堂观摩活动，听了一位特级教师执教的《答谢中书书》。这位教师先花了20分钟带着学生逐句翻译课文，并提出了译文的标准：信、达、雅。学生译，译得自然不够“雅”，于是教师出具自己的“雅译”，如“山川之美”的“美”译成“美丽”不雅，得译成“壮美”；“青林翠竹”的“青”，译成“青色”不雅，得译成“青葱”……对译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接下来又花15分钟，要求学生套用特定句式说出课文美在哪里。*后10分钟终于开始读课文，教师告诉学生，读书要忘我，要声情并茂，还要读出层次，读好某个字某句话……但如何读好，没说，于是草草读了两三遍了事。

一节课下来，学生一个个兴味索然，没精打采；课后，几位点评专家也对这节课颇有微词；在场的一些听课教师也议论纷纷：“文言文怎么能这样教呢？”

那么问题来了——文言文该怎样教？

我想起了张必锟先生。

二

张必锟先生是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他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的多所中学执教，20世纪80年代起参与编写人教社的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参，一编就是二十多年，有人戏称他是“人教社中语室的*代长工”。2016年，《我教语文——张必锟语文教育论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我有幸担任本书的责编。先生以文言文教学见长，书中近半内容与此相关，涉及诵读教学、阅读能力培养、背诵训练、虚词教学、教材改革、考试复习等各个方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示例，内容相当丰富。

讨论书稿的编次时，先生嘱咐，要把《学文言非诵读不可》放在正文*篇，因为这是全书的纲领。文章篇幅不长，却要言不烦地阐明了为什么要诵读、诵读的量、诵读教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进程等关键性问题。

为什么文言文教学要以诵读为主？主要是为了培养语感。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离不开语感的培养。语感首先来源于听和说，需要“活”的语境；文言虽非供听说，却可以通过读来补救。“读来读去，许多词、语、句、篇都成了自己语言仓库中的一个部分，对文言的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定能逐步熟悉起来”，语感就是这样通过诵读一点一点积累、培养起来的。

先生还批评了文白对译和语法分析这两种教法的弊端：“译几个难句固属必要，但通篇一句不落地译了出来，往往使初学者‘得鱼忘筌’，把注意力倾注在译文上。而讲所谓‘动宾倒置’‘定语后置’‘取消句子独立性’之类的规则，则无异于给刚学会唱歌的儿童讲曲式结构和共鸣原理，只能使初学者如堕五里雾中；因为所谓语法规则都是从大量的具体语言现象中概括出来的，不熟悉具体语言现象，即使你讲得正确无误，学生也未必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实际运用……这样来教文言文，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对培养语感非徒无益，反而有害。目前中学生对文言文的厌学情绪有增无已，不能说跟这种烦琐的教法无关。”上述批评可谓一针见血。而早在1983年，先生就在《“对号入座”有害无益》一文中指出了对译教学的五大弊端：一曰目的不明，养成坏习；二曰内容烦琐，消化不良；三曰生搬硬套，损害原意；四曰机械训练，枯燥乏味；五曰增加课时，浪费时间。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不少教师在课堂上大搞文白对译和语法分析，而且搞得扬扬得意。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教师，不仅要译，而且要“雅译”。这位教师难道不知道严复的原话是“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吗？“信”，严复犹叹其难，如今却用“雅”来要求这些积淀尚浅的学生，这难道不是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吗？更有甚者，宁可让学生在课堂上齐声朗读作者介绍、课下注释、白话译文，就是不读课文，这学的是哪门子文言文？究其根本，是他们对文言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有偏差。有些教师教文言文，只着眼于应付考试——甚至都不是中考、高考，而是平时一些不正规的小考。小考考什么？课内文言文的翻译和语法，于是教师就只讲这些，到了中考高考，再想其他的办法应付。而先生的眼光则要长远得多：“我们教文言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读一点文言作品，以利视野的扩大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了。既如此，什么是阅读文言文的理想境界呢？它不是能将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也不是能对文言语句做语法分析，而是一看就懂或者经过查字典、会意而后懂。”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确乎“非诵读不可”！

先生力倡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并名之曰“诵读教学法”。很多教师的文言文教学也包含诵读环节，但往往只是一个普通的、孤立的甚至流于形式的环节（近年来还有教师引入了吟诵、唱诵、念诵等五花八门的方式，迹近杂耍，而非教学）。而“诵读教学法”则是以诵读为*主要的教学手段，以此带动其他训练的展开，强调诵读与会意的密切结合。很多教师生怕学生读不懂（更怕考试要考），非要逐字翻译，逐句串讲，讲完再读再背，自以为这就是“理解的基础上诵读”，实际上是将会意和诵读割裂开来了。先生则指出：“学生读文言文而能会意，是毋庸置疑的。文言跟现代汉语同源而异流，同为主，异为次，此其一；其二，我们并非读经，课文里没有佶屈聱牙的句子，而又有标点，有注释，认真读读，至少也能读懂一小半。一小半懂得，就有了会意的基础。会意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心知其意而口不能言；二是知而能言，虽不中亦不远；三是言而能中，即所谓确解。……一篇之中，半数能确解；其余，或心知其意，或言而不中亦不远，均无不可，极个别语句甚至可以存疑。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给学生留下了继续会意的余地，使其倾全力于诵读，在诵读中求解，在诵读中感知文言的表达特点，在诵读中积累语言素材——从长远观点看，其效果比让学生借助完整的译文来了解文章大意要好得多。”这就从理论上破除了对“字字落实，句句翻译”和“先译后背”的迷信。当然，想要从实践上破解，还需要改革我们的各级各类考试。

先生提出，应该灵活运用记诵三要素以达到自然成诵。三要素，一是“口熟”，即通过反复朗读，依靠对声音的直感来记忆；二是“利用支撑点”，是在粗知大意的基础上，以关键语句为支点将全篇贯穿起来；三是“掌握文章理路”，即理清各层次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水到渠成地顺畅背诵。如果只有“口熟”，那便还是“死记硬背”；如果只有理路分析，也很难快速成诵。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是真正有效的“理解性背诵”。

在诵读教学的过程中，先生特别强调教师指导下的课堂诵读练习，其要点有二：一是指导必须具体，“因为读音涉及词义，停顿涉及句子的组织，语气涉及虚词的作用和作者的感情，读得正确可以反过来促进对文意的理解”；二是教师要起示范作用，“教师的领读特别是领背，是一种直观的指导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正音、读出语气，并品味语句的内容”。先生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凡要求学生背诵的，他都先背给他们听；至于具体的诵读指导，在《我教语文》一书的“教学实践编”中就有丰富的示例。

三

一次从先生家谈完稿子回来，有同事问我：“必锟先生身体还好吗？”我说：“精神尚可，就是手抖。”同事听了哈哈大笑，说：“二十年前就抖！不过说来也怪，先生一上讲台就精神焕发，手也不抖了，说话也利索了，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这说的是1997年先生在江西南昌铁一中执教《五柳先生传》的事情。

这堂课的实录收入《我教语文》一书的“教学实践编”。虽是实录，但篇幅很短，因为先生既非“满堂灌”，也非“满堂问”，甚至连词语解释、句意串讲的环节都没有，他在课堂上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激发兴趣，二是指导诵读。为激发兴趣，他从学生学过的《桃花源记》导入，将其比作风俗画，再把《五柳先生传》比作肖像画，而且是作者的自画像；课上完了，他又因地制宜，当堂背诵《滕王阁序》（滕王阁就在该校附近），并提出殷切的希望，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热情。至于指导学生诵读，则采取点拨与诵读相结合的方式，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指导学生理解文章大意，用“加句”的方式理清了文章脉络，学生在此过程中读读背背，一节课下来，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基本成诵。我想，这不就是“把课堂交给学生”吗？这不就是“活动式教学”吗？既能让学生兴趣盎然地“动”起来，又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理解大意、梳理脉络、当堂成诵），这样的课堂在今天恐怕都不多见，与前面提到的那位教师更是判若云泥。

“当堂成诵”，这几乎成了先生的一个标签。无论去哪里讲文言文示范课，无论课文长短、学生基础好坏，都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先生的“神奇”之处，也说明先生的“诵读教学法”确实行之有效。

值得一提的是，“诵读教学法”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完善起来的。如《备课指要》（1983）、《答问数则》（1986）虽然也都谈到要重视朗读、背诵，但都比较简略，也没有具体的设计方案。而《诵读教学设想》（2000）、《一篇美读的好教材——备课札记》（2001）、《诵读教学设想》（2003）、《诵读教学设想》（2003）等文章，仅从标题即可看出明显的变化，文中对诵读的指导也十分细致，包括疏通文意、分析理路、品味语气等，具体到各篇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编次篇目时，先生特嘱我将《导读》（1986）附于《诵读教学设想》（1998）之后，以便读者可以窥见诵读教学法的特点。

《导读》一文分“提示”“评点”“想和练”三个板块，“提示”揭示文章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评点”以旁批和夹批的形式对文章的关键处加以点评，“想和练”则又有布局研究、思想内容分析、行文推敲、虚词品味、语言积累等内容构成，以一篇帮助自学的导读文字而论，已经十分细致、深入。但以此来指导教师的“教”，则是远远不够的。而《诵读教学设想》则以诵读为核心组织教学，尤其突出“诵读指导”。以篇幅*长、难度*的第二段为例，先将该段分为三层，逐层点拨关键语句、品味虚词（韩愈作品非常善于通过虚词的使用来表情达意），如*层（开头至“其皆出于此乎”）指导要点如下：

1.首句“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有两种作用：一是过渡（上文说“古”，由此开始说“今”），二是提示本段内容（将论述“师道不传”的原因）。前人谓“似起似承”，即指此而言。

2.用“古之圣人”和“今之众人”作对比论述，先对比学风（“从师而问”和“耻学于师”），后对比两种结果（“益圣”和“益愚”）——“众人”，指士大夫之族，不包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不拘于时”者（如李蟠）。文言文中常有这种以全代偏的辞格。

3.下面几句话如删去加括号的虚词，意味有什么变化？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慨叹之意不足。

犹（且）从师而问焉：强调之意不足。

（其）皆出于此（乎）：变问为陈述，平淡无奇。

用“增”“删”“换”的方法灵活地讲解虚词，似乎确是先生的首创。先生明确指出，学虚词，是为了“审辞气”，即感知虚词在语气表达中的作用，而体会语气又非反复诵读、比较不能解决。这比起一些教师以应付考试为目的反复纠缠于词性和语法功能的烦琐讲法，实在是高明太多了。

我近年来参与统编语文教材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负责两个古诗文单元，现学现卖，模仿先生的路数做了一些诵读教学设计。但毕竟才疏学浅，定有不少画虎类犬之处，只得留待日后慢慢改进完善了。

四

《我教语文》一书中也有关于现代文和作文教学等方面的内容，虽不及文言文教学的部分有特色，却也胜义迭出，足启教慧。

如谈郑振铎《猫》、老舍《小麻雀》，并不停留于动物形象本身，而是关注到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和作者的悲悯情怀；谈鲁彦《听潮》、高尔基《海燕》，将“诵读教学法”延伸到现代文和外国作品的教学中，并与审美教育有机结合；而从《阿Q正传》的教学引申出的“长文短讲”的问题，对于今天的阅读教学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又如写作，先生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总体来看强调三点：一是勤练笔。先生认为“练笔”既能训练学生的语言和构思，而又简便易行，符合学生心理特征，因此提出“把课外练笔列入正常的教学计划”。二是多评改。书中收录多篇作文评改，均细致入微，切中肯綮。三是提倡“教师下水”。王栋生老师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作文教学的问题出在哪里？百分之九十的教师自己都不会写文章。”先生则是一个正面的示范。书中的“诗文创作编”收录了先生的书评、散文、杂文、译作、对联、旧体诗等，均清通可喜，足资法鉴。如果每名教师都像先生一样乐写、善写，我们的作文教学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局面。

其余如《我的探求》《语文课的基本特征和我的教学实践》《谈串讲》《说“点拨”》《教学要求宜适当》《关键在于要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诸文，也都是建立在数十年教学实践基础上的笃实而深入的思考。虽然大都写于20世纪末，但今日看来仍能切中时弊，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后，我想说说先生的文风。全书文字绝不故作高深，亦无空言虚蹈，而是朴实无华，余韵悠长。一如本书极朴素的书名——《我教语文》——语文，不就应该这样朴素地教吗？

附记：

2016年11月5日晚9点半左右，我把刚刚从印厂拿到的《我教语文——张必锟语文教育论集》送到了北京华信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先生此时已经不能说话，本不高大的身形比两个月前我见到他时又瘦小了好几圈。医护人员把病床缓缓摇起，他斜倚着，看到了这本凝结了他大半生心血的专著，张了几下嘴，却发不出声音。先生的女儿突然叫道：“看！老爸笑了！”

护士们说，这是住院半个月以来，先生*次露出笑容。

两个月后，先生溘然长逝。

我与先生同毕业北大中文系（我比先生晚了61年），相识不过一年多，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七八封信，连同医院那次也只见过三面而已，却常使我有如坐春风之感。记得*封信，先生称我为“恒舒先生”，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但先生随即解释说：“我对你的称呼是继承了我们共同的老前辈张璇（即张中行）先生的传统，他是1935年毕业的，我比他晚了17年，他一直称我‘先生’，我多次抗议无效，也就任他这么称呼，安然自若了。”之后的来信中，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的一些想法总是赞誉有加，鼓励我大胆放手去做。后来的一次面谈中，他也向我说起北大和人教社的前辈当年是如何鼓励他的。我想，这或许就是所谓“薪火相传”吧！

（发表于《语文学习》2018年第4期）

书摘插图

媒体评论

《我教语文》序

顾之川

张必锟先生的《我教语文》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也是语文圈同仁期盼已久的，他早该出版这样一部专著了。必锟先生命我作序，开始我还有些为难，继而想到他生于1927年，属兔，今年是他的“米寿”。我以此文作为给他的寿礼，岂不更好？这么一想，我也就乐于从命了。

我1994年7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后，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工作，很快就赶上*修订高中教学大纲，人教社启动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在报到后不久的一次教材统稿会上，我就认识了必锟先生。据张定远先生说，1981年他主持编写人教版初中语文实验课本《阅读》时，邀请几位有经验的语文名师参加，必锟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如此算来，他为人教社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每当我们讨论教材、商量编务时，不管大会小会，社内社外，北京外地，总少不了他，可以说是他“不领工资的编辑”。因为那时他刚退休，时间有保证，而且身体朗健，几乎是招之即来，有求必应。有时就在编辑室和我们一起吃盒饭。那时写稿子，年轻人已用上电脑，他还是手写在人教社特制的大稿纸上，一笔一画，工整规范。凡有所引用，都剪下贴好，真正能做到“齐、清、定”。有一次临走时，他从土色布袋中掏出一个空胶水瓶，要倒一些胶水，说回去贴稿子用。我对他的勤俭敬业表示敬意，常常给他多装些稿纸胶水。在当年参与人教社语文教材编写的几位社外前辈中，他跟我交往*多。

必锟先生是湖南辰溪人，他的名片上印着“五溪布衣张必锟”，低调而典雅，想来源于李白“闻道龙标过五溪”或杜甫“五溪衣服共云山”的诗句吧？他有一个教师家庭，父亲、他本人和大妹必琴都是语文教师，母亲虽毕业于桃源女子师范学校，但因受累于家务，未能当上教师。他中学六年上的是教会学校。1946年他同时考上中大（今南京大学）外语系、复旦新闻系、北大教育系。先在复旦读了两个月，但当教师的愿望终于使他离沪北上，在北京大学，前三年读教育系，后三年转读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中南海业余中学（兼职）、女五中、北京一四〇中学、北京一三三中学（现已并入六十六中）等校。在人教社，他工作勤奋，所编教材、教参累计二百余万字，所以公认他是人教社“不领工资”的编辑、中语室的“功臣”。周正逵先生曾说，那些年“人教社中语室的每一套教材，都流过必锟兄的汗水”。

必锟先生个头不高，面庞清癯，眼睛不大，却十分有神。说话语速较慢，时或期期艾艾，属于“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一类，但一板一眼，不烦辞废。接触既久，方知他在私塾读过《论语》《孟子》《诗经》。说起课文中的篇目，《论语》多少字，《师说》多少字，《过秦论》多少字，他总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常自谦没有多大本事，就是从小注意背诵。大约强记了一千多首诗词和近百篇文章，比如李白的诗歌近千首，他只记住了一百来首；杜甫的诗歌一千四百多首，也只会背诵二百来首；苏、辛词各记得二十余首。正是有了这样的积累，所以他讲古诗文基本上不用看书；凡要求学生背诵的，他都背给他们听，把背诵视为引导学生进入古诗文境界的一个重要手段。

记得1997年冬，我们借高中教材在南昌统稿之机，召开高中新教材研讨会，请必锟先生在南昌铁一中借班上课，讲《五柳先生传》。课前他先唱了一首江西民歌，让学生感到亲切，课堂气氛也显得轻松。接着便吟诵课文，然后让学生模仿他的声调朗读，边读边看注释，不懂的字句可以相互研讨，解决不了的，他再加以点拨。不到40分钟，学生不仅理解了课文内容，而且都能当堂背诵。这堂课，教师举重若轻，别开生面，给与会教师留下深刻印象。课将毕，他想到滕王阁就在铁一中附近，于是又摇头晃脑、声情并茂地背诵起王勃的《滕王阁序》，居然一字不落。背诵结束，下课铃响，教室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必锟先生英语底子较好，后来又自学过俄语。他认为外语对语文教学很有用，讲语法修辞，可以拿来作比较；讲外国作品，读读原文，体会就会更深些。他曾试译过苏联中学的《文学教学大纲》，还把巴甫雷什中学（苏霍姆林斯基任校长兼语文教师）学生的练笔习作译成中文读给学生听；能用俄语背诵高尔基的《海燕》，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晚年常读英文小说以自娱。喜诗词，每有兴会，即以诗词纪游写意。

有一次，我陪齐冲天先生（原郑州大学教授，语言学界有“王力四大金刚之一”的说法）到位于万明路的张府拜望。齐先生是必锟先生北大中文系老同学，曾接替必锟先生当过中文系常务（即系会主席）。寒暄过后，必锟先生拿出珍藏多年的美酒共饮。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饮酒中间，他忽然站起来说：“古人钟鸣鼎食，我不会击钟，就弹一曲钢琴吧！”于是坐到钢琴边，先弹奏贝多芬的《献给爱丽思》，又弹了肖邦的《小狗圆舞曲》，为这次见面增添了欢乐色彩，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必锟先生酷爱音乐，不仅经常“独乐乐”，而且更爱“与人乐乐”。我听说有这么两件趣事：*件，人教社初中实验教材编写小组统稿时，住在松公府（原北大理学院旧址）西小院。晚饭后，他们常开“音乐会”。张建华先生（郑州教育学院）拉手风琴，必锟先生拉小提琴，章熊先生（北大附中）引吭高歌，有时会引来一群孩子围观，不时拍手叫好。第二件，1984年8月人教社在兰州召开新教材培训会，他和章熊、张建华都去了。会后参观刘家峡水电站，那是个阴天，他们几个爱音乐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加上辽宁鞍山特级教师欧阳代娜（著名作家欧阳山之女）也是个“音乐迷”，便“老夫聊发少年狂”，一路唱着他们青春时代的歌曲，如《大路歌》《热血歌》《毕业歌》等，一曲接一曲，唱个没完，同车的年轻人都静静地听着。车快到刘家峡时，太阳突然从云中冒出，这时全车不分老少一同唱起《白毛女》里的“太阳——出来了——”。人们在愉快的歌声中下了车。

必锟先生又热爱写作，除了给报刊写文章外，还以写作的方式为公众服务。1984年北京广外滨河公园建成，他起草建园记，经市政府领导略作修改，刻了石碑，被誉为现代版的《岳阳楼记》。北京大观园落成，他应邀撰《北京大观园记》，已故张厚感先生曾作《有赠》纪其事：“燕园却忆柳如丝，酒醉万明话旧时。赫赫观园碑有记，二爷再见食胭脂。”

必锟先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编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育，勤勉治学，脚踏实地，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型教师。收在这部《我教语文》里的，就是他大半生心血智慧的结晶。书中大多是有关古诗文教学方面的，也有作文和现代文教学方面的。他的许多观点都深得同行推重，比如，学文言非诵读不可，只有诵读才是培养语感的正确途径；语文教师不但应成为本行当的专家，还应当成为博学多识的杂家，等等。至于书中其他内容，如教学设计、古代文化常识、文章评改以及诗词作品等，相信读者自能体会，借鉴吸收，就不需要我在这儿饶舌了。

冯友兰88岁那年曾给同龄好友金岳霖写过两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作为晚辈，我也衷心期待着必锟先生的“白寿”乃至“茶寿”，愿以此文为证！

                                       2015年8月5日

师兄张必锟

张厚感

必锟，湘西辰溪张氏，名片上没有头衔，只写“五溪布衣”（五溪，指湘西的辰溪等五条溪水）。祖上曾阔过。其高祖母因贞洁而闻名，而立牌坊，清皇上赐良田千亩。曾祖父是异姓养子，随族中改姓张。以后三代人入北京大学，张家成了书香门第。

二十年一代人，十年一代师。必锟40年代末就读于北大中文系，50年代初毕业；我50年代末步其后尘，60年代初毕业。对我来说，他当是师长辈人物。

必锟做派谦和，不事张扬，才高而勤勉，乐于提携后学。他多才多艺，酷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儒雅之风可掬。我们之间有北大情结，有德先生赛先生维系，相知殊深。亲善如手足，家事国事都可深谈，不遮拦，不闪转，毫无戒备之心。有很多时候，我们几乎朝夕相处，研讨语文教材，谈读书，论诗文，聊北大情事，投契之至。他率真，我任性，他口讷而善于铺排，我嘴快而思维跳跃，可是神侃起来，却相得益彰，忘乎所以，其情也切切，其乐也融融，共同营造一道人生风景线。迅翁有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当珍惜与必锟这份亦兄亦友的情谊。

必锟先生是学者型的语文教师。在全国同行中，就道德文章来说，如果不脱俗而排座次，虽然说不准他的编号应属第几，但总够靠前的吧。其实绩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学，二是教材，三是著述。我力疏才薄，要对此做出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怕扛不动。就后两者说，十多年来，他参与“人教版”多套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对语文教材建设和改革所做出的贡献，于同仁中颇有口碑。他关于语文教学的著述，无论是本本还是单篇，都很扎实，不人云亦云，多有见地，语言表达堪称上乘。至于*个方面，即教学成就，却很难用一个什么“教学体系”加以概括，也找不出几条什么“教学程式”来，然而，其中却又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教师要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因此，要有这样一种意识，业务基础是*位的，教学方法是第二位的。为了事业而多读书，练就扎实、深厚的基本功，是语文教师的首要任务。作为语文教师，不但应当成为本行当的专家，还应当成为博学多识的杂家，养成和保持博览群书的兴趣与不断进取的精神。必锟先生读书背书之多，写文章之勤，语文功底之深厚，知识之丰富，令同行刮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套中学语文教材就像一部小百科全书。教语文不能只就事论事，就文论文，要站得高，考虑长远，全面深入把握教材的内涵和精髓，开拓视野，培养情趣。必锟先生不满足于手执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备课时往往参照中外文资料，教学中常常对比同类文章，创造性地再现和丰富教学内容；注意联系文化背景和现实生活，发挥语文课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魅力，引导学生在人文氛围中掌握语文工具。其高屋建瓴的教学态势，多得同行好评。

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二者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必锟先生炉火纯青的教学艺术，其科学性也在其中了。他长于文言文教学，多采用诵读教学方法。听过他教韩愈《师说》的人，记忆犹新。他手拿课本而几乎不看，没有写出教案而成竹在胸；他从容背诵，边点拨、启发学生思考。两节课下来，学生既理解了课文的思想内容，掌握了相关的文言知识，又能熟读成诵，积累了文言材料。教者灵活自如，学者轻松愉快。

必锟同窗中不乏为政要者，而他坐看升沉，泰然自若。有幸的是，他经历过频仍的运动风暴，总算软着陆过来了。有时我发生奇想，必锟这样的本分人，凭品德，若从政，会是个清官；凭才智勤勉，若留北大任教，会是大教授。而时势让他选中学语文教学这个行当，四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成为一位著名的语文教师，凭的当是基本素质和敬业精神吧。回过头来看看，他当是无愧无悔，而且有几分慰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