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涂污的鸟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东欧“二战”期间的悲惨景象。小男孩的父母把他送到乡下避难，但与他失去了联系。男孩开始在各个村庄之间流浪。

因为他的黑头发、黑眼睛，村民认为他是吉卜赛人，会给村子带来不祥，以各种方式折磨他。他曾被埋在土里，只有脑袋露在外面，乌鸦将他啄得伤痕累累。他目睹人们在暴力、堕落和无知的牢固链环中彼此吞噬。当他躺在铁轨上，让火车从自己身上呼啸而过，他体会到的只有饱受凌辱却依然幸存的快乐。

书名“被涂污的鸟”象征着被视为异类的人。作者相信，针对“异类”的歧视划分是强加的、人为的，整个战争就是这种歧视造成的灾难之延伸。

　　1

　　●一个一年只洗一次澡的老妇成了我的养母。●她不敢对我笑或当着我的面喝水，怕我数了她的牙齿使她折寿。 

　　2

　　●我被捆在麻袋里挨打。●老巫婆说我的黑眼睛是邪眼。●我像甘蓝球一样被“种”在土里，只露出脑袋。

 　　3

　　●我死里逃生并夺得一个“彗星”。● 在森林中我看见了食尸魔。

　　4

　　●吃醋的磨坊主轻而易举挖掉了雇工的双眼。●我发现眼睛像挂在枝头的苹果一样，风一吹就会落下来。●我走路更小心了，生怕跌倒在地而使自己的眼睛掉到地上。

 　　5

　　●被涂上色彩的鸟飞向它的同类，却被同类当作异类啄死。●卢德米拉被轮奸、摧残至死。

 　　6

　　●木匠夫妇相信我的黑头发能招来闪电。●我在雷雨之夜被赶往野外。●为活命我用计使木匠落入鼠窟，木匠被老鼠吃成骷髅。

 　　7

　　●铁匠服食跳蚤、马骨、蜘蛛、人屎、人尿和猫屎的混合物治病。●白军毒打、凌辱铁匠夫妇及其雇工。●我侥幸死里逃生。

 　　8

　　●我目睹了一次谋杀。●死者的尸体被用来治病，没有谁追查凶手。●凶手踩着谋杀现场的血迹狂饮大嚼，若无其事。

 　　9

　　●犹太人被德军押往毒气行刑室和焚尸炉。●农妇们抢夺临死的犹太儿童的鞋子。●一个受伤的犹太姑娘被强奸至死。

 　　1O

　　●我目睹一个犹太男人被乱枪打死 。●德国军官的骷髅形帽徽真叫我羡慕。

 　　11

　　●加波斯千方百计折磨我。我用法术向加波斯布邪。●为改变命运我没日没夜地向上帝祈祷。●我被基督徒们扔进粪坑并成了哑巴。

 　　12

　　●与尤卡的性游戏使我获得了本能的快慰。●马卡尔一家乱伦、堕落的生活摧毁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我被推到了魔鬼的旗下。

　　13

　　●我在辽阔的雪原上迷路。●我反抗几个男孩的凌辱，被扔进冰窟。

　　14

　　●拉比娜与农夫动物般的爱使我感到失望和厌恶。●浪荡美男子拉巴的悲欢。●自缢者上吊用过的领带成了我的护身符。

 　　15

　　●卡尔梅克兵强奸妇女，阉割一个农夫……●红军的胜利和善行否定了我对魔鬼的信仰。

　　16

　　●红军战士为我治伤，引导我读小说、诗歌，向我讲人生的道理。●现实的温暖使我爱上了红军和斯大林。● 红军的事业给我希望，但它的深奥使我迷惘。

 　　17

　　●神枪手米特卡成了我的好友。●我帮助他替被残暴的农夫砍死的战士报仇。

 　　18

　　●我进入充满杀机的孤儿院。●为显示勇气我躺在铁轨间让火车从身体上方呼啸而过。●为复仇我们使一列火车越轨，死的却是无辜的人。

 　　19

　　●那对陌生的中年男女原来是我父母。●我害怕父母成为我的牢笼。●我为自己在电影院受的虐待复仇。●在地下社会我的喑哑成为一笔财富。

 　　2O

　　●人与人像山峰一样被山谷隔开。●一次滑雪事故。●是我的声音重新找到了我。

　　耶日·科辛斯基（1933—1991），出生于波兰，在“二战”纳粹大屠杀中幸存，1957年移民美国。曾获古根海姆奖金和福特基金会奖金。《被涂污的鸟》是他引起文坛关注的重要代表作。1969年凭借小说Steps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70年获得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奖。1991年死于自杀。

　　莫雅平，诗人，翻译家，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6年出生于湖南省绥宁县，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曾任文学编辑，现为执业律师。有众多诗作、随笔发表，另有《魔鬼辞典》《匹克威克外传》《李柯克幽默作品选》《汤姆·索耶历险记》《我儿子的故事》《老人与海》《被涂污的鸟》《笑忘录》等十多种名著译作出版。曾获加拿大研究奖、《广西文学》广西青年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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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到我将离开加夫里拉、米特卡和团里所有其他的朋友我就受不了，过了好几天我才不情愿地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加夫里拉非常坚定地对我解释说，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的祖国已完全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了；而按照规定，和父母失散的孩子们必须被送往特设的中心，他们必须待在那里，直到证实了他们的父母是否还活着为止。

　　在他向我解释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脸，不让一滴眼泪流出。加夫里拉也感到不自在。我知道他和米特卡已经讨论过我的未来，假如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料想他们早已经找到了。

　　加夫里拉许诺说，假如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没有任何亲人来认领我，他就会自己照看我，还会把我送进学校，那里将有人教我重新说话。与此同时，他鼓励我要勇敢一些，要记住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切，要每天读苏联的《真理报》。

　　我得到一大袋战士们送的礼物和加夫里拉、米特卡送的书。我穿上了一套由团里的裁缝为我特制的苏军军服。在军服的一个口袋里，我找到一支木头手枪，枪的一面有斯大林的像，另一面则有列宁的像。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将和尤里中士一起离开，他正好要去一个设有孤儿院的城市执行公务。那是全国的工业城市，战前我在那里住过。

　　加夫里拉核实我是否带上了我所有的东西以及我的个人档案是否完整有序。在这份档案里，他收集了我向他提供的所有与我有关的情况，包括我的名字、从前的住址、我所记得的有关我父母的详情、我的故乡以及我家的亲戚和朋友的姓名等。

　　司机启动了发动机。米特卡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维护红军的荣誉。加夫里拉热情地拥抱了我，其他的人轮流和我握了握手，好像我已是个大人似的。我真想痛哭一场，但是我使脸平直地对着前方，把脸部肌肉绷得紧紧的，像战士们捆紧的靴子似的。

　　我们的车向火车站开去。火车里挤满了战士和老百姓。站与站之间，火车在暂停信号灯指挥下开了又停，停了又开。我们经过一个个被炸毁的城市、荒废的村庄，看到了被遗弃的卡车、坦克、枪支以及机翼和机尾外部被炸坏的飞机。到处有衣衫褴褛的人沿着铁路奔跑，向车里的人乞求香烟和食物，与此同时，一些半裸的孩子在张着嘴巴注视着列车。我们旅行了两天才到达目的地。

　　所有的铁轨上都有军车、红十字会专车和装满武器弹药的敞开的卡车。各个站台上，到处有大群苏联战士和穿着各种制服的一度被囚禁的人，他们混杂在一瘸一拐的伤员、衣衫褴褛的百姓和用棍子敲着地面的石块前行的瞎子之中，大家推推搡搡地走动着。到处有护士在指导那些穿条纹囚衣的获得解放的人；战士们在一种突然袭来的沉默中看着那些人

—他们是从焚尸炉下被救出来的人，正在离开集中营重返生活。

　　我紧紧抓住尤里的手，并且注视着那些人苍白的脸，他们那炽热的眼睛极度兴奋地闪亮着，像是即将熄灭的火炉中一片片打碎的玻璃。

　　附近有一个火车头把一节光彩照人的车厢拉到车站中心。一个穿着色彩丰富、有徽章的制服的外国军事代表出现了。一支仪仗队迅速组成了，军乐队奏起了国歌。那些穿戴整齐的军官和那些穿着集中营条纹囚装的人们在狭窄的站台上一言不发地走过，彼此只相隔几英尺远。

　　车站主楼上飘起了新的旗帜，一个个高音喇叭大声播出时不时被沙哑的演说声和欢呼声打断的音乐。尤里看了看手表，慢慢地向车站出口走去。

　　一个军车司机答应把我们带到孤儿院。这个城市的街上到处是护送人员和战士，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孤儿院有几座古老的房屋，坐落在一条偏街上。无数个孩子正从窗户里往外张望。

　　我们在门厅里待了一个小时。其间尤里读了一张报，我则假装对一切漠不关心。后孤儿院的女院长走了过来并欢迎了我们，同时从尤里那里接受了装有我的有关材料的文件夹。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把它们交给了尤里，并且把她的手搭到了我的肩上。我用力一抖摔开了她的手。我军服上的肩章可不是让女人的手摸的。

　　分别的时刻到了。尤里假装出心情愉快的样子。他说着笑话，把我头上的军便帽戴端正，还替我捆紧那些有米特卡和加夫里拉的签名的书，我把它们抱在一条胳膊下。我们像两个大男人一样互相拥抱。那女院长就站在一旁。

　　我紧握住缀在我胸部左边口袋上的那颗红星。这颗红星是加夫里拉送给我的礼物，上面有列宁的侧面像。现在我相信，既然这颗星指引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走向他们的目标，那么它也能为我带来好运气。我跟着女院长走了。

　　走过那些有很多人的走廊时，我们经过一间间教室的门口，里面正在上课。四处都有孩子们混战叫嚷的声音。有几个男孩一看见我的军装，就用手指着我并且笑了起来。我把头转向一边。有一个人扔过来一个苹果核，我迅速一低头，苹果核打到了女院长身上。

　　开始的几天里我得不到一点安宁。女院长想叫我放弃军装，穿上国际红十字会送给孩子们的便装。一个护理员试图把我的军服拿走时，我差一点儿要砸她的头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睡觉时都把我的军衣和军服叠放在我的床垫下面。

　　过了一段时间，我那久未清洗的军装开始散发臭味了，但我还是拒绝和它分离，哪怕只是一天。女院长被我的不顺从惹恼了，她叫来两个护理员，叫她们强行脱我身上的军服。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在围着我们三个人看热闹。

　　我摆脱那两个笨手笨脚的女人并冲到了街道上。在那里我找到四个苏联士兵，正在安静地散步。我打着手势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哑巴。他们给了我一张纸，我用笔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在前线作战的苏联军官的儿子，现在寄居在孤儿院里等我父亲。然后我措辞小心地告诉他们说，孤儿院的女院长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她憎恨红军，每天都和那两个受她剥削的护理员一起打我，就因为我穿着苏联军服。

　　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我的话果然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跟随我进入孤儿院，其中一个士兵在院长那铺地毯的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砸烂了一个个花盆，其他三个士兵则在追逐那些护理员，扇她们耳光，拧她们的屁股。那些女人又叫又喊，吓得要命。

　　从那以后，孤儿院的管理员们就不再来打扰我了，就连老师们都对我拒绝学习用我的母语阅读和写作不闻不问了。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明我的语言是俄罗斯的俄语，在那片土地上没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削，没有教师对学生的迫害。

　　一个大大的日历挂在我的床上方。我用红笔划掉了一天又一天。我不知道那仍然在德国境内进行的战争还要持续多少天，但是我深信苏联红军正在尽的努力使战争尽快结束。

　　我每天都溜出孤儿院，用加夫里拉给我的钱买一份《真理报》。我匆匆地读完所有关于近的胜利的消息，我还认真仔细地观看斯大林的新照片。我感到放心了。斯大林显得健康而年轻。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战争不久就会结束。

　　有一天我被叫去接受一次体格检查。我拒绝把我的军装放在办公室外面，在接受检查的时候，我把它夹在手臂下。在体检完毕之后，一个社会福利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接见了我。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个上年纪的人，细心地阅读了关于我的所有材料。他友好地走近我，说起了我的名字，并且问我是否知道我的父母离开我时正准备去哪里。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某一个人把他的问话翻译成了俄语，同时补充说他好像觉得他在战前认识我父母。我漠然地在一块书写石板上写道：我父母都已死了，是被炸弹炸死的。福利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疑惑地看着我。我挺直身子向他们行了个军礼，然后就走出了那间房子。那个爱打听的男人扰乱了我的心绪。

　　我们共有五百个孩子生活在孤儿院里。我们被分成一个个小组，分别在一些阴暗的教室里上课。有很多男孩和女孩都是残疾的，行动都很古怪。各个教室都很拥挤。我们缺少课桌和黑板。我坐在一个和我一样年纪的男孩旁边，他总在不停地唠叨说：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在哪儿？”他一边说一边向周围张望，好像他期待着他的父亲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并拍拍他的前额似的。我的身后坐着一个女孩，她被炸弹炸掉了所有的手指。她盯着其他孩子们的手指，它们像虫子一样活泼。注意到她的眼神之后，那些孩子都迅速地把自己的手藏起来，好像害怕她的双眼似的。更远处还有一个男孩，他的一部分下颌和手臂已经失去了。他不得不由其他人喂饭。他的身上散发着伤口溃烂的臭味。还有几个身体部分瘫痪了的孩子。

　　我们所有的人相互看对方都心怀憎恨和恐惧。你根本弄不清你的邻座会做些什么。班里的很多男孩子都比我更年长、更强壮。他们知道我不能说话，结果相信我是一个低能儿。他们谩骂我，有时还把我毒打一顿。在拥挤的寝室里度过不眠的一夜之后，早晨走进教室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落进了陷阱，感到恐惧和担心。我像弹弓上的橡皮条一样拉得紧紧的，哪怕是小的事情都会使我失去平衡。我倒不太害怕挨其他男孩的毒打，我怕的是自己在自卫时把某个人打成重伤。孤儿院的管理人员们经常对我们说，那将意味着进入监狱，那我要返回到加夫里拉身边也就没有指望了。

　　在混战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我的双手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没法把它们从对手身上扯开。另外，在打斗结束很长时间之后，我仍然没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在深思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又会激动起来。

　　临阵逃掉也是我做不到的。一看见一群男孩冲我走来，我就会立即站住脚步。我努力使自己相信，我这样做是在避免背后受到进攻，而且这样可以更好地估量敌手的力量和意图。但实际情况是，即使我想跑也跑不动。我的双腿变得出奇地沉重，重量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分布在身上。我的大腿和小腿变得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是我的双膝很轻，并且像软绵绵的枕头一样往下陷。我从前所有成功逃离危险的记忆好像都帮不了多大的忙。某种神秘的机制把我固定在地上。我常常停住脚步，等待袭击我的那些家伙冲上来。

　　每时每刻我都想着米特卡的教导：一个人永远不能让自己被别人虐待，否则他会失去自尊，他的生活会变得毫无意义。能使一个人保持自尊并确立自身价值的东西，唯有他向那些虐待他的人复仇的能力。

　　一个人应该为自己蒙受的每一种冤屈和羞辱复仇。这个世界的不义行为实在是太多了，人们没法对它们全部进行权衡和审判。一个人应该自己考虑自己所蒙受的所有冤屈并决定采取什么方式复仇。只有深信自己和敌人一样强大并且能加倍回报敌人，一个人才能幸存下去。米特卡说过，一个人应该依照自己的性情并且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复仇。这很简单：假如一个人对你表现粗鲁，使你像被打了一鞭子一样受到了伤害，那你就得像他真的打了你一鞭子那样惩罚他。假如一个人扇了你一个耳光，使你觉得像被打了一千下一样，那你就得像真的挨了一千下那样复仇。你所施予的惩罚要和对方的行动使你感觉到的疼痛、苦涩和羞辱成正比。也许对某个人来说脸上被打一巴掌不是太痛苦的事，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这可能使他重温过去数以百计的日子里他所遭受的毒打。个人也许会在一个小时之间把那记耳光忘掉，而第二个人却可能受那些梦魇般的记忆折磨几个星期。

　　当然反过来也是可以的。假如一个人用棒子打了你，但给你的伤害只像一记耳光，那你就只该像真的只挨了一记耳光那样报复他。

　　孤儿院里的生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争吵和打击。几乎孤儿院里的哪一个孩子都有绰号。我所在的班上有一个男孩叫作

“坦克”，因为他用他的拳头轰击任何一个妨碍他的人。有一个孩子叫作“大炮”，因为他爱无缘无故向别人扔重物。还有其他一些绰号：有个孩子叫“马刀”，他爱用手臂砍自己的对手；有个叫“飞机”，他常常把别人打翻在地并踢别人的脸；还有个叫“狙击手”，他常从远处扔石头砸别人；还有个叫“放火手”，他常点燃慢慢燃烧的火柴并把它们投进别人的衣服和背包里。

　　女孩子们也有各自的绰号。

“手榴弹”经常用藏在手掌里的一个钉子扎破敌手的脸。“游击队员”，一个又小又不起眼的女孩，她常常用灵巧的腿把经过的人绊倒在地，然后她的同伙“鱼雷”会扑上去像要做爱似的抱住那个倒在地上的对手，接着熟练地用膝盖朝他腹股沟使劲一顶。

　　孤儿院的老师和护理人员都管不了这群孩子，她们经常离孩子们的打斗远远的，因为害怕那些更强壮的男孩。有时候会发生某些严重事件。

“大炮”有一次把一只重重的靴子朝一个小女孩砸去，显然是因为小女孩不愿吻他，结果她一小时之后就死了。另一次是“放火手”用火点燃三个男孩的衣服并把他们关在一间教堂里。其中两个男孩被烧成重伤进了医院。

　　每一次打斗都导致流血。男孩们和女孩们都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没法把他们分开。夜里甚至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男孩们会在走廊里对女孩们施暴。一天夜里几个男孩在地下室里强奸了一个女护理员。他们逼使她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同时还邀其他男孩加入他们的活动，用他们战时在不同的地方学到的各种复杂方法刺激那个妇女。后她被他们弄成了精神失常。她整个晚上在尖叫和大喊，直到一辆救护车开来把她带走。

　　另外有些女孩则爱勾引男孩，她们剥光自己的衣服，叫男孩们抚摸她们。她们还炫耀地谈起战时曾有数以几十计的男人在她们身上满足性要求。有些女孩甚至说假如没有男人做伴，她们晚上就睡不着觉。她们常常夜里跑去公园里找一些喝醉酒的士兵发泄。

　　孤儿院的很多男孩和女孩是很被动和无精打采的。他们一般都靠墙站着，大多数人一声不吭，既不哭也不笑，木然地盯着某个只有他们才看得见的形象。据说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少数民族监禁地或集中营住过，假如不是由于德国人被赶跑了，他们可能很久以前就死去了。其他的孩子显然受到过野蛮贪婪的养父母的虐待，那些养父母不仅残酷地剥削他们，而且稍有不驯服的迹象就用棍子毒打他们。还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经历的孩子，他们是被军队或警察送到孤儿院来的。没有谁知道他们的身世、他们的父母原来住在哪里或者在哪里度过了战争岁月。这些孩子拒绝说有关他们自己的任何事情，对所有的询问都含糊其词，同时脸带似笑非笑的神情，好像对询问者无限轻蔑似的。

　　夜里我不敢沉睡，因为据悉男孩们经常互相搞一些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我穿着军装和衣而睡，一个口袋里放着一把刀，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一个木制指节套。

　　每天早晨我都从我的日历中划去一天。《真理报》说苏联红军已经攻进纳粹毒蛇的老巢。

　　我渐渐与一个被称作

“沉默者”的男孩友好起来。他从不说话，好像是个哑巴；从他进孤儿院那一天至今，没有任何人听见过他的声音。据说他原本是能够讲话的，但是在战争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他认定说话没有任何意义，以后他就再也不说话了。其他的男孩们试图强迫他说话。有一次他们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但是连一个字都没有榨出来。

　　“沉默者”比我年龄更大，也更加强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互相回避，我觉得他是在利用拒绝说话嘲笑我这类不能说话的人。假如“沉默者”不是哑巴，而是自己决定不说话，那么其他人可能会认为，我也只不过是在拒绝说话，而在我想说的时候是可以说出话来的。我与“沉默者”的友谊只能加深别人的这种印象。

　　有一天一个男孩正在走廊里折磨我，

“沉默者”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把那个男孩打倒在地，我因此得以解脱。在第二天休息时间发生的混战中，我感恩图报地站到了“沉默者”一边。

　　自那以后我们俩坐到了教室后排的同一张桌子边。开始我们互相写纸条给对方，但后来我们俩学会了用手势互相交流。

“沉默者”陪伴我远足到火车站，在那里我们与将要离去的苏联战士交上了朋友。我们俩一起偷过一个醉酒的邮递员的自行车，骑着它穿越城里那座仍然埋着，因而不对公众开放的公园，还一起偷看过公共浴室那些正在脱衣服的女孩。

　　夜晚我们俩就溜出寝室，在附近的一些广场和院子里游荡，要么吓唬那些正在做爱的男女，要么从敞开的窗子往别人房里扔石头，要么攻击毫无戒备的过路人。

“沉默者”又高又壮，总是由他充当主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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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受人欢迎和崇拜，主要还是和他自己相处。假如他没法和自己相安无事了，假如他被某件他为保持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应该去 做而又没有去做的事情折磨，那他可真像是“不幸福的精灵、 流亡的幽魂，高高地飞翔在罪恶的世界之上”。我还明白了另外的东西。有很多小道和斜坡可以通往道德 的顶峰。但是一个人可以独自到达那顶峰，至多也只需一个朋 友的帮助，就像米特卡和我爬树那样。

我知道小说和政治截然不同，政治只能以夸夸其谈的种种许诺描画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小说却能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人生百态。

我们每个人都是形单影只地活着，一个人越早意识到所有的加夫里拉们、米特卡们和“沉默者”们都是可以舍弃的，就越能更好地活下去。自己是个哑巴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根本就没法彼此理解。他们互相吸引或发生冲突，互相拥抱或彼此践踏，但每一个人想到的只是他自己。他的情绪、记忆和理智都把他和其他的人分开，就像茂密的芦苇把河道和泥泞的河岸有效地隔开一样。人与人彼此相望，像环绕我们的一个个山峰一样，互相被山谷隔开，因太高而没法忽略，因太低而够不着天堂。

我坐到了地上。我在跌落的祈祷书下面发出的最后那声惊叫，仍然在我耳朵中回响。那将是我此生最后一次叫喊吗？我的嗓音是不是在和它一起逃离，像辽阔水塘中的一声迷失的鸭哨呢？它现在在哪里呢？我能想象出我的嗓音在教堂高高隆起的屋顶下孤单地飞翔。我看见它撞在冰冷的墙壁和那些圣画上撞在教堂厚厚的彩色窗玻璃上，太阳光简直没法穿过那些玻璃。我看见它漫无目的地穿过教堂内的走廊，在多声部的管风琴声和人群歌唱的声浪驱逐下，从祭坛飘向布道坛，从布道坛飘到楼厅，又从楼厅飘回祭坛。

脆弱孩童尚未健全的思想里对自身最绝望而凄美的想象...

我离教堂越来越远，进入了逐渐茂密的森林。从太阳从未照到过的黑土中伸出很久以前被砍倒的树干。这些树柱子现在都成了残废，没法为它们那低矮而残缺的身体披上绿衣。它们孤孤单单地立着，驼着背蹲在地上，没有能力向上追逐阳光和空气。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它们的状况，它们的汁液没法升上树枝和叶片。它们的残干上那些低矮的大节瘤像死去的眼睛，在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瞳仁永远盯着它们活着的兄弟们摇曳的华冠。它们永远不会被风拔掉和摇动，但是会慢慢地腐烂，成为湿气的残缺的牺牲品，成为大地的腐土烂泥。

只有那些对仇恨、贪婪、复仇或者为某种目的折磨他人怀有足够强烈的激情的人，才能和妖魔鬼怪一拍即合。而其他的人一心思混乱的人、漫无目的的人、迷失于诅咒与祈祷之间的人、徘徊于酒馆和教堂之间的人一一只能孤单地挣扎一辈子，既得不到上帝的垂青，也得不到魔鬼的帮助。

编辑推荐

　　☆ 黑色文学的经典，被《时代》周刊评为1923年来*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说之一。1965年初版于美国，刚问世便引起轰动，同年获法国“*外国小说奖”。

　　☆ 作者耶日·科辛斯基的生平充满神秘与传奇，他是“二战”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也是阿瑟·米勒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推崇的作家。

　　☆ 小说将地狱般的成长历程和斑斓艳丽的感官体验融为一体，它映照出了我们自己为心智、情感和肉体的幸存所做的抗争。

媒体评论

　　它会给你的心灵带来有力一击，整本书的写作都小心地沿着虚构和真实的边缘完成。

　　——阿瑟·米勒

　　*好的书之一，让人看到深刻的坦诚和敏锐。

——《纽约时报》书评

  在所有有关

“二战”的重要作品中，没有什么能够超过耶日·科辛斯基的《被涂污的鸟》。它是件超凡的艺术品，展示了个人意志的高扬。没有人会对它无动于衷。它深化了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生活。

　　——《迈阿密先驱报》

　　无与伦比

……真正的令人震惊……我读过的*震撼人心的书之一。

　　——理查德·克鲁格《哈泼斯》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科辛斯基笔下的人物探索着他们的灵魂，想要抵达极限。效果是摄人心魄的。

　　——《时代》周刊

前言

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耶日

· 科辛斯基

　　1963

年春天，我与出生于美国的妻子玛丽一道去了瑞士。我们先前曾去那里度过假，但这回旧地重游目的完全不同：我妻子患了一种恐怕难以治愈的病，已经跟病魔搏斗了几个月，到瑞士旨在找另一群专家问诊。我们希望能待上一段时间，于是就到一个时尚的老牌度假山庄，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要了个套房，从那里可以俯瞰山庄的湖光山色。

　　酒店的常住房客中有一群来自东欧的富人，他们刚好是

“二战”爆发前夕来到镇上的。在大屠杀实际开始之前他们就已弃国离乡，因此根本没遭受过逃命的重重劫难。由于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对他们来说活命只意味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他们大部分人已七八十岁高龄，茫无目的地靠年金过着日子，整天着魔似的唠叨自己垂垂变老，一天比一天力不从心，或者老是想离开所住的酒店楼层。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酒吧间或餐馆，要么就是在私人花园里闲逛。我经常跟随他们，与他们一道在酒店所挂的政治家画像前驻足，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下榻于此；我还跟他们一起看那些阴郁的纪念牌匾，那都是“一战”后在酒店召开的几次和平会议的遗迹。

　　偶尔我也会跟这群自愿流亡者中的几个闲聊，但只要我提到中欧或东欧的战争岁月，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提醒我，由于他们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到了瑞士，他们对那场战争只有模糊的印象，只是从电台和报纸了解个大概。在提到大多数种族灭绝集中营所在的某个国家时，我指出在

1939

年到

1945

年间只有一百万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但却有五百五十万人遭到了侵略者实施的种族灭绝。三百万人以上的牺牲者是犹太人，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满十六岁。这些死难者的人数表明，每一千人中有二百二十人被处决。谁都无法准确地算出此外还有多少人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蒙受了创伤或者身心崩溃。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同时承认他们始终相信，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经过小题大做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我向他们保证，战争期间和战后，我在东欧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我知道真实状况比荒诞不经的幻想都要残忍得多。

　　我妻子坐牢似的在诊所接受治疗的日子，我会租一辆汽车外出转悠，心里漫无目的。我沿修葺完美的道路行驶，蜿蜒穿行在瑞士的原野上，那里有很多低矮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物，那是战时修筑的坦克陷阱，为的是阻止坦克长驱直入。它们仍然竖立着，原本是一道抵御侵略的防线，可入侵始终没有发生；它们那么不合时宜，并且没有目标，恰如酒店里那些落伍的流亡者。

　　很多个下午，我都是租一条小船到湖上漫无目的地划。在那样的时刻，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形单影只：我的妻子，我在美国活命的情感所系，正奄奄一息。我只能通过不定期的秘密信函联系我的家族残存于东欧的幸存者，并且总是要仰仗信件审查官开恩。

　　在湖上漂来荡去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望感萦绕不去；不仅仅是孤独，或是对我妻子去世的恐惧，还有另一种痛苦笼罩着我，它与流亡者们的人生空虚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的徒劳无功直接相关。一想到酒店墙上装饰的那些牌匾，我就会怀疑和平条约的起草者们在签约时是否心怀诚信。历次和平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均不能支持他们心怀诚信的猜想。而酒店里日益年长的流亡者们却懵然如故，继续相信

“二战”不过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偏差而已，相信世界仍掌控在善意的政治家们手中，且其人道主义情怀不容挑战。他们不相信有些和平的保证人后来变成了战争的发动者。这种不相信导致的后果是，成百上千万像我父母和我本人一样的人，由于没有任何机会逃离，不得不遭受一系列劫难，它们比和平条约那么信誓旦旦地予以禁止的那些暴行要恶劣得多。

　　我所了解的事实是一回事，流亡者及外交官们对世界的模糊、虚幻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极度矛盾给我造成莫大的困扰。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过去，并决定从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小说写作。我知道小说和政治截然不同，政治只能以夸夸其谈的种种许诺描画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小说却能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人生百态。

　　在此次欧洲之行以前，即我到达美国已有六年的时候，我曾下定决心永远不再踏入我在其中度过战争岁月的那个国家。我得以死里逃生纯粹是由于侥幸，我始终铭刻于心的是数十万其他的孩子已被处决。尽管我对这种不公平深有感触，但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

　　“……真相是让人们无法彼此相左的东西。每个人都潜意识地受制于求生的意愿，受制于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渴望；一个人想活是因为他活着，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活着……”在被送进毒气室处死之前不久，集中营的一个犹太人这样写道。

　　“我们陷身在一个死亡公司，”另一个集中营居民写道，“他们给每个新来者文身编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号码。从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已变身为一个数字。你不再是从前那个你了，而只是一个移动的数字……我们在走向我们的新坟墓……死亡集中营由铁一般的纪律主宰着。我们的头脑变迟钝了，各种思想都被编了号：要掌握这种新语言是不可能的……”

　　我当初决定写一本小说，目的是考察暴行的

“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反语言。这本小说将用英语写作，因为我在离开我的祖国时已放弃我的母语，并且我已用英语完成两本社会心理学著作。此外，由于英语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语言，我可以用英语不动感情地写作，免受母语总会蕴含的情感因素的影响。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意识到我想拓展某些主题，通过五本系列小说演绎它们。这一五卷本套书将探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展现其原型的众多方面。这套书的本，将选择这些社会隐喻中通常好理解者作切入点：所描写的人处于脆弱的状态，即还是一个孩子，而社会则以可怕的面目出现，即处于战争状态。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

　　另外，在我看来，关于童年的小说需要限度地发挥想象力。既然我们无法重返人生中早、敏感的那个时段，我们就得把它再创造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评估现在的自我。所有的小说都迫使我们做这种角色转换，让我们作为不同的人去体验自我，但通常来说，把我们自己想象为孩子要比想象为成人困难得多。

　　开始写作之初，我想到了《鸟》，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他剧中的主角们是以古代雅典的重要公民为原型的，但他隐去了他们的姓名，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国度，

“一片悠闲自在、合适安歇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够安然入眠并长出羽毛”。阿里斯托芬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这样的情景，其恰到好处与普遍意义令我吃惊。

　　阿里斯托芬以象征方式利用鸟儿，从而得以无拘无束地描写真实的事件与人物，而不用受历史写作中难以抗拒的种种限制。我觉得这一手法看上去特别恰如其分，让我联想起我儿时目睹的一种农民的习俗。农民们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可其他鸟儿视其为有威胁的异类，纷纷攻击和撕扯它们，直到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我的小说将被命名为《被涂污的鸟》。

　　由于我只把自己视为一个小说作者，《被涂污的鸟》版只包含了关于我的少量的信息，并且我拒绝了任何类型的采访。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将我置于一种矛盾的地位。善意的作家们、评论家们和读者们搜罗有关事实，以支持他们认为该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的说法。他们想把我的角色塑造为我这代人的代言人，尤其是战争幸存者的代言人；然而对我来说，死里逃生是一种个人行为，它为幸存者赢得的只是为自己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关于我的生活和身世的事实，不应当被用于证实该书的真实性，而是应当被用于激励读者们去阅读《被涂污的鸟》。

　　再说，我当时觉得，现在也同样觉得，小说和自传属于区别很大的文学类型。自传强调的是某一个人的生活：读者应邀担任另一个人的生活的观察者，作者鼓励读者将他自己的生活与传主的做比较。而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生活敦促读者做更多付出：他不仅仅是做比较；他事实上要进入一个虚构角色，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对小说角色进行拓展。

　　我始终认定该小说所描述的人生是独立于我本人的生活的。很多外国出版商拒绝只出版《被涂污的鸟》的纯粹文本，非要节选我与该书早的外语版出版商之一的私人通信，作为该书的前言或者后记囊括进去，对此我表示了反对。他们希望这些私人信函节选能缓解此书的冲击力。我当初写这些信函旨在解说小说的幻境，而不是模糊它；但把信函节选插在书和读者之间，会破坏该小说的完整性，因为我原本是要让小说自己说话的，让我直接介入就产生了阻隔。原始版本问世一年后出版了《被涂污的鸟》的平装本，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作者本人的信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学校的书单没有把科辛斯基列为当代作家，而是归入已故作家的行列。

书籍介绍

☆ 黑色文学的经典，被《时代》周刊评为1923年来最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说之一。1965年初版于美国，刚问世便引起轰动，同年获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

☆ 作者耶日·科辛斯基的生平充满神秘与传奇，他是“二战”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也是阿瑟·米勒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推崇的作家。

☆ 小说将地狱般的成长历程和斑斓艳丽的感官体验融为一体，它映照出了我们自己为心智、情感和肉体的幸存所做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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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涂污的鸟》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东欧“二战”期间的悲惨景象。小男孩的父母把他送到乡下避难，但与他失去了联系。男孩开始在各个村庄之间流浪。因为他的黑头发、黑眼睛，村民认为他是吉卜赛人，会给村子带来不祥，以各种方式折磨他。他曾被埋在土里，只有脑袋露在外面，乌鸦将他啄得伤痕累累。他目睹人们在暴力、堕落和无知的牢固链环中彼此吞噬。当他躺在铁轨上，让火车从自己身上呼啸而过，他体会到的只有饱受凌辱却依然幸存的快乐。书名“被涂污的鸟”象征着被视为异类的人。作者相信，针对“异类”的歧视划分是强加的、人为的，整个战争就是这种歧视造成的灾难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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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给你的心灵带来有力一击，整本书的写作都小心地沿着虚构和真实的边缘完成。

——阿瑟·米勒

最好的书之一，让人看到深刻的坦诚和敏锐。

——《纽约时报》书评

在所有有关“二战”的重要作品中，没有什么能够超过耶日·科辛斯基的《被涂污的鸟》。它是件超凡的艺术品，展示了个人意志的高扬。没有人会对它无动于衷。它深化了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生活。

——《迈阿密先驱报》

无与伦比……真正的令人震惊……我读过的最震撼人心的书之一。

——理查德·克鲁格《哈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