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英（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 80后作家常小琥新作 一个北京南城女儿的奥德赛之旅）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80后实力派作家常小琥继《琴腔》《收山》后又一部长篇力作，以醇厚而洒脱的京味笔调，重绘原生城市地图，深情回望母亲颠簸又强悍的人生。

主人公姜如英生长于北京南城某大厂厂区，身为长女的她自小性格强韧；在时代浪潮中她离开家庭，远赴东北冰原接受淬炼，十年后返城回京，愕然发现自己已成为家庭的局外人，只能凭借个人力量寻找生存空间；她与同为知青的周笑走到一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彼此支撑，经历家人的疏远、朋友的背叛、事业的起落、命运的捉弄，虽生计艰辛，却未曾磨灭对于家庭责任、生命尊严乃至未来的执拗信念。

《如英》以子一辈的视角，讲述一个北京南城女儿的奥德赛之旅，探秘父母一辈被原生家庭放逐后重建生活的历险；更用精准丰沛的细节，为四十余年间人们的衣食住行、歌哭悲喜、牵挂和冀望，留存下一帧帧快照，以此抵抗时间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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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小琥，1984年生于北京。已出版长篇小说《琴腔》《收山》等，中短篇小说见《当代》《收获》《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同时参与过多种影视剧本创作。曾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作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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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走失（后记）

常小琥

我是在北京白纸坊西街长大的，儿时在那里过着无所事事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日子，直到毕业找工作，我才离开。所以说，我其实和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孩子区别不大。这也造成了我的极度晚熟，无论是哪个方面，比如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无所事事并且能感觉到美好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我的小学在白纸坊西街偏东，我家住在西街偏西。每天一放学我们撒丫子就往家跑，这样才能赶上北京台播的《圣斗士星矢》。我家距离稍远，所以每次都赶不上开头五分钟，那五分钟里发生了什么，要等到第二天上学，在早课间听一个叫于博奇的家伙讲给我。由于我太想知道了，其他同学还总围过来插嘴，于博奇就更来劲了，那五分钟能讲两个课间，有的情节也跟我后面看的接不上，我就怀疑有他瞎编的成分。直到有天我使出浑身力气往家跑，居然赶上了动画开篇，那可是我拼命跑出来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于博奇知道后，他说你绝不可能赶上那五分钟，那个距离你是到不了家的！即便我说出那五分钟的情节，他也不信。但是对于我来说，宝贵的是我可以不再经他讲述，独自去理解那五分钟了。而且如同宿命一般，现在的我仍然在这条路上，寻找那不被人承认、不被人理解的时间。

后来我的小学搬到法源寺附近一所研究院里，白纸坊的孩子要到当街坐公共汽车，坐到牛街南口。两站地之外的世界，对于孩子们可称得上遥远，好在我们会自发结伴而行，你就不会觉得害怕。

某天早上我跑到车站，发现车来了同学却不往上挤。我没来得及多问，用力一蹿就上去了。当车门啪叽一关，我站在铁台阶上，看到同学们都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很快，公交车到了牛街南口但没有停的意思，而是直接开到了下一站，我两条腿哆嗦起来。我带着哭腔甚至是祈求着问售票员，阿姨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她爱答不理地说，礼拜寺。礼拜寺，仅仅比牛街南口多出一站，我却觉得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了。

我两手攥紧书包背带，担惊受怕中双脚落地的一刻，眼前全是留长胡须、戴白色圆帽的人。他们五官立体，穿着对襟长衫，慢悠悠地聚集在街上，边走嘴里边念叨着什么，路两边还摆满我从没见过的糕点和器物。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更不知道当天是回族的古尔邦节。只记得我仰着脑袋，独自站在街中间，好像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校服和书包。你能想象那个八岁的孩子有多绝望吗。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异国度，连头顶的树都变得无比高大。我早已忘了学校的方向，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那些陌生人身后，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神秘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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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得主 80后作家常小琥新作

白纸坊 崇效胡同 印钞厂 里仁街 右安门 南横街 自新路 陶然亭 宣武体育场 盆儿胡同 枣林前街 万寿西宫 鸭子桥 南线阁 铁匠营 半步桥 虎坊桥 南樱桃园 白广路电影院 南菜园……醇厚京韵重绘原生城市地图

骑着自行车，循着记忆上路

重访母亲颠簸又强悍的人生

北京南城女儿的奥德赛之旅

当代生活的史记，走心的青年作家

金宇澄 濮存昕 诚意推荐

前言

京字京韵，细节风景深入骨髓。

——金宇澄

就是“在家走失”这句话，让我有了阅读《如英》的愿望。

这部小说像是当代生活的史记。如果没有这样走心的青年作家，五十年间的许多事有一天会被遗忘。

——濮存昕

书籍介绍

“被家放逐的一代人”

“不知道为什么，从佳木斯回到北京，人反而更怕冷了。”

“少平呀。”姜老蔫轻轻地唤起儿子，用手摩挲着一飞脑袋。“爸问你，你想回家吗？”

“我想回家。”一飞用力说。“可是我叫周一飞，您怎么糊涂啦？”

“对，姥爷糊涂了。姥爷不中用了。”

《如英》讲述南城姑娘姜如英，作为“六九届”知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十年后她返城回京，与同为知青的周笑走到一起。同是各自家中长兄长姐的两人，此时却变成大家庭内部的异类和累赘。他们还要在错综不定的社会变迁中彼此支撑，共同面对外部世界的冷落与戏弄。小说以细腻温和的笔触，将如英周笑遭遇到的啼笑人生娓娓道来，更刻画出北京南城人横跨四十年的生活图景。

在家走失——《如英》创作谈

我是在白纸坊西街长大的，儿时在那里过着无所事事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日子。直到毕业找工作，我才从白纸坊西街离开，所以说我其实和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孩子区别不大。这也造成了我的极度晚熟，无论是哪个方面，比如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无所事事并且能感觉到美好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我的小学在白纸坊西街偏东，我家住在西街偏西，每天一放学我们撒丫子就往家跑，这样才能赶上北京台播的《圣斗士星矢》。由于我家距离稍远，所以每次都赶不上开头五分钟，所以那五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我是要等到第二天上学，在早课间听一个叫于博奇的家伙讲给我。由于我太想知道了，其他同学还总围过来插嘴，于博奇就更来劲了，那五分钟丫能讲两个课间，有的情节也跟我后面看的接不上，我就怀疑丫有瞎编的成分。直到有天我使出浑身力气往家跑，居然赶上了开篇动画，那可是我拼命跑出来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于博奇知道后，他说你绝不可能赶上那五分钟，那个距离你是到不了家的！即便我说出那五分钟的情节，他也不信。但是对于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我可以不再经他讲述，独自去理解那五分钟了。而且如同是宿命一般的，现在的我仍然在这条路上，寻找那不被人承认，不被人理解的时间。

后来我的小学搬到法源寺附近一所研究院里，白纸坊的孩子要到当街坐公共汽车，坐到牛街南口。两站地之外的世界，对于孩子们可称得上遥远，好在我们不由自主地会结伴而行，你就不会觉得害怕。直到某天早上我跑到车站，发现车来了同学却不往上挤。我没来及多问，用力一蹿就上去了。当车门啪叽一关，我站在铁台阶上，看到同学们都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很快，公交车到了牛街南口但没有停的意思，而是直接开到了下一站，我两条腿哆嗦起来。我带着哭腔甚至是祈求着问售票员，阿姨我们这是要去哪？她爱答不理地说，礼拜寺。礼拜寺，仅仅比牛街南口多出一站，我却觉得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了。

我两手攥紧书包背带，担惊受怕中双脚落地的一刻，眼前全是留长胡须、戴白色圆帽的人。他们五官立体，穿着对襟长衫，慢悠悠地聚集在街上，边走嘴里边念叨着什么，路两边还摆满我从没见过的糕点和器物。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更不知道当天是回族的古尔邦节。只记得我仰着脑袋，独自站在街中间，好像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校服和书包，你能想象那个八岁的孩子有多绝望么。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异国度，或者是原始部落，甚至连头顶的树都变得无比高大。我早已忘了学校的方向，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我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那些陌生人身后，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神秘香气。

当我意识到周围人的模样逐渐正常，天变得空旷，建筑物也跟着平庸起来，这才稍稍安心，我知道我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我居然走回了学校，一进校门，大伙儿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把我围起来。于博奇说，我们以为你走丢了，我正要告诉老师你再也回不来了。我当时还讲不出什么，无法告诉他我去哪了，看到了什么。但他说的没错，我确实走丢了，至于我是怎么回来的，为什么没有受到伤害，我把它归结为某种神迹。

那时我和表弟常去印钞厂里洗澡，俩人谁都不愿负责装毛巾肥皂的塑料筐。那是个浅绿色的塑料筐，有两个提手，拎久了还剌手。于是我们想出个绝妙的主意，一人提塑料筐的一个提手去印钞厂洗澡。那真是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场景，每到周末，两个秃小子一人攥着塑料筐的一边，以同样的步伐，并肩走在厂区里，大兵们见了都要多看几眼。由于表弟高，我个头矮，所以塑料筐里面的肥皂和毛巾总会掉出来，有次掉的是一大瓶蜂花洗发液，砸我脚面了，生疼。

带着深深的满足感，我们洗完澡，总要站在澡堂门口吹凉风。我告诉表弟，一人拿着一边塑料筐提手实在太丢人了，不如来时我提，回去你提。表弟说行。很快他发现，这样明显自己吃亏了，因为我们进厂时直奔澡堂，但是洗完出来，总要在厂区里乱窜。我们要爬树，要品尝花坛里的一串红花蕊，要在干涸的泳池里扮演圣斗士，或者在警卫连的兵营里，和那帮大兵摔跤。那也是我最神气的时候，而表弟无论干什么都要提着个装肥皂毛巾的塑料筐，跟在我左右。每当他也想爬树，也想玩双杠，或者从泳池跳台上往池底看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你，别忘了拿好塑料筐。

他终于明白过味儿了，提出拿塑料筐的顺序应该变一变，但是我提醒他，别忘了谁是哥哥。有时我们玩的时间远比洗澡还要长，甚至天都黑了，他累得恨不能把塑料筐挂在脖子上，他有几次还故意扔到地上，踢了几脚。直到有一天，不仅来的时候是我提塑料筐，洗完澡我也主动拿筐，因为我带了个照相机出来。

暮色降临，厂区的地下管道在检修，我们不得不绕路。沿着一排迂曲的游廊，闻着被翻起的土地和松树混淆出的湿气，我们走到从未去过的印钞车间，那是真正印钞票的工作区。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慑力，不仅身体发冷，还有了尿意。走到高耸入云的虎皮色水塔下面，眼前已接近一片昏黑，只能听到凌乱的凉鞋声。

“给我看看照相机呗，让我按两下。”表弟说。“我帮你拿塑料筐。”

我说那可不行，虽然这是一部傻瓜相机，但是里面有着宝贵的交卷，按两下可贵了。又走了一段路后，我说天已经全黑了，如果想拍出人影，需要用闪光灯，我告诉他，电池可贵了。表弟不再说话，虽然他比我高，脾气也比我差，但是他沉默了。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只好答应他等到走出厂区，我们就在大门口拍照，那里有很亮的灯。我们一人按一下，也不废电池。

可是我们越走越不认路，这才明白印钞厂太大了。我们能听到奇怪的鸟叫，还有那座标志性的德式钟楼，“咣咣当当”响个没完。

“八点了！”我们看着彼此，认真数着。

后来我们终于走出厂区，不过是朝着家的反方向，一直走到了大观园的南门。

“能拍照了吗？”表弟问我。我们确实需要庆祝一下，至少看到大马路了。

我仰起头，看着面前那块刻着“补天遗”的巨石，决定我们在这下面给对方拍一张。我正指挥表弟，怎么借助月光拍照片，却听到身后有人朝这边说话。

“你们这样可不行。”

是个大人，个子不高，但是个大人。我记得他的脸很白，眼窝深陷，双眉浓重，声音有些沙哑，而且还穿着一身黑衣。我和表弟早吓得不知该说什么。

“给我看看。”他伸手向我们要相机。看着他那副认真样，我真后悔为什么带相机出来。我觉得如果交给他，一定会被抢走。终于我还是从表弟手中拿回相机，交给了他，这时表弟紧紧贴住那人身边，我觉得他随时都能抢走。

然而那人看了看却乐了，他说你们没开镜头盖呢！表弟看向我，我还死死盯着我的相机。随后那人拿出纸条，用笔在上面写了一串文字。

“这是我的店，你们要是真想学摄影，来这里找我。”他对我们笑着。

当我确认他是把纸条和相机一起还回来后，我和表弟撒丫子就跑，我的凉鞋都跑到脚跟后面去了。

那几乎是我第一次与外部社会产生某种联系。虽然纸条早就扔了，可后来我总在想，他为什么要叫住我们，还让我们找他。直到长大以后，我还是会想，他应该知道我们太小，是不可能去找他学摄影吧。在某个夜晚，愿意给两个傻孩子写电话，愿意和他们聊聊摄影的人，可能他也在寻找自己的路吧。

我再一次走失，正是面对着家门口，那时我已经懂事了。但我还是弄不懂，自小便在姥姥家长大的我，怎么忽然进不去家门了。我看着姥姥在当街喊，听你妈的话，回你自己家去吧。我看着她的脸，却听不懂她的话。即使在我后来最无助的时候，我依然被拒之门外，但因为我的晚熟，对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自然一无所知。那似乎只是告诉我，你该长大了。印钞厂的保安把我撵出来，姥姥家的亲人把我撵出来，可是我没有长大。

当我搬离白纸坊，我举着那个傻瓜相机，对准自己家的每一个成员——床、沙发、书架、电视机、折叠桌和酱油瓶以及肥皂盒，我对准每一个角落，毫不吝惜地按下快门，并且全程打开了闪光灯（可想而知洗印出的照片和作案现场一样）。我想把这里的一切放大后印在心里，为此我甚至对着每一个房间跪下磕头。但我依然一次次地回来，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在这条街上游荡，可是我没有长大。

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陋习——总要把白纸坊那一带走上几圈。我无数次经过和表弟打闹的巷子，经过槐树下姥姥家的窗前，经过富丽堂皇的印钞厂大门，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证明，我没有长大。至今我还是对无穷无尽的窗子感兴趣，对黄昏日暮时，映照着万家灯火的窗子感兴趣。那些如梦似幻的光线向我转达着，人们吃饭时在谈论着什么，或者为了什么感到忧愁。你可以从外面轻松走过一栋塔楼或是一片幽深的院落，但是几平米的房间内却是某人的整个世界。摆放在书桌上的物品次序，墙壁上的水渍和熏黑印记，茶几与扶手椅上的木纹，以及混淆在客厅里煤烟和潮气，窗子里的神秘世界永远吸引且阻止着我。

所以不断地了解和探索白纸坊，成为令我着迷的事。我读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读王鼎钧的《昨天的云》，看他们以赤子之心去写儿时的感受和梦境，去追溯父母辈那令人心碎的过去，他们平静又坦诚的文字令我也有了书写《如英》的念头，或者说令我意识到，从很久以前我就注定要写这本书了。对于白纸坊，对于父母的人生，对于那些家庭内部的不解之谜，我抱有着太久的幻想。于是在长达三年的访谈中，要以写作的名义与父母交流，我才知道他们是“六九届”知青，才真正知道我是知青的孩子，才知道他们对过去的苦难与不甘守口如瓶，造就了我的晚熟。于是，我便这样开启了一场回到过去的探秘之旅。

正是由于极度晚熟，我无法去相信自己的记忆和判断。我只能向他们反复追问过去的人与事，追问那些细节、动机和各种可能，我只能相信他们。直到母亲在我面前抽噎落泪，直到父亲沉默不语，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拨动的伤疤有多深。我的父母，或者说那一代人，从未真正地融入过这个社会环境。他们永远活在一种不合时宜的处境中，用尽全力也无法弄懂这一切，无法让自己被人接受，无法获得尊严。他们是被家放逐的一代人，被家诅咒的一代人。我在儿时看到的很多事情，很多选择，以及很多问题，随之也都有了答案。

于是我知道了我的晚熟、我的坚忍、我的愤世嫉俗，我的自私、我的狡猾、我的反复无常，这些是从哪而来的基因。我也知道了他们是我永远逃离不掉的底色。但他们与我不同，他们从未想过重回白纸坊，那里是他们的伤心地，或者说，家便是他们的伤心地。我的追问一度也激起他们对我的反问，令他们向我寻求答案。我仿佛看到他们始终也没有走出那片伤心地，仿佛看到的全是无望的答案。

即便如此，写《如英》的过程艰难却也幸福。那段日子里，我不仅可以回到八九十年代的白纸坊，还可以与从前身边的人重见。尤其是他们在一起时，不曾说过的话，我在这本书里帮他们说了。他们错过的人，我在书里让他们再度相逢。那些无法化解的误会与遗憾，我在书里替他们解释了。至于他们永远走失的那个家，我也在这本书里，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去。

当我听到这些伤害过我父母的人说，“那都是时代造成的错”，我为他们感到可悲。我觉得苦难与记忆不该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也许你认为某些人一生的追求或者难以触碰的痛苦，是过于渺小甚至荒谬的，某些人的人生是简单到不可理喻的。但是谁又能界定，多大的苦难才是苦难，多复杂的人生，才叫人生呢。我认为即便是令孩子伤心的小事，即便是时代造就的无数重复的苦难，但它降临到个人头上，都不能因为渺小或者重复，就不值一提，就可以删除。

理解苦难，书写记忆，是不是一个小说家的必要素质？我不知道。我倒是看到太多人很会利用机会展示自己，在被许可后的台子上，奋力地舞弄着他的沉默，我为此感到羞耻。这样无聊的小说家，我也不懂写作的各类流派和主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小说家，我觉得这种纯粹的认识问题非常无聊。我可以什么都不是，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在家走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