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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第一章

承诺

第二章

宏大理论

第三章

抽象经验主义

第四章

各类实用取向

第五章

科层制气质

第六章

各种科学哲学

第七章

人的多样性

第八章

历史的运用

第九章

论理性与自由

第十章

论政治

附论：论治学之道

致谢

新版跋 托德•吉特林

中外专名与主题索引

译后记

C·赖特·米尔斯，美国社会学家。早年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广涉社会与政治理论，兼修史学和人类学，25岁获博士学位。50年代初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举成名，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他在知识社会学和美国社会阶层研究领域都有杰出的成绩，他与人合作编译的《韦伯社会学文选》亦被认为是权威译本。米尔斯1962年病逝于纽约，年仅46岁，死后被誉为“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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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一篇向英国学界介绍美国社会学的论文中，30来岁已是学界翘楚的李普赛特和斯梅尔瑟以轻蔑的语气对C.赖特·米尔斯做出如是评价：“[米尔斯先生]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界无足轻重，虽然其著作在学术圈外颇为畅销，并在某些政治圈子广为传阅。……由于占据了大众和商业媒体的重要发言平台，他影响了圈外人士对社会学的印象。他是在美国头号评论媒体《纽约时报书评》上对学界同行做出最多点评的社会学家。”李普赛特和斯梅尔瑟显然未能预见米尔斯对社会学的持久影响力。时至今日，米尔斯已成为社会学史上的传奇人物。1997年，国际社会学会选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部社会学著作，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高居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

米尔斯去世已超过半个世纪，当代中国社会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更是天差地别。我们今天读米尔斯，不在于书中的历史细节和政策是非，而在于他迫使我们反思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学家应如何想象？

首先，社会学家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必须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他并不主张学者抛开研究，以社会活动为业，而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为审美而审美的研究理念，反对狭隘的经验研究与科学主义。在他看来，社会学的技艺在于转译和赋权。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改变，他们的私人境况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米尔斯一方面炮轰空中楼阁的宏大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反对研究方法凌驾于实质议题之上的经验主义。时过境迁，米尔斯所批判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再看中国，社会学重建30多年来，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从理论到方法，从后现代到大数据，我们对西方学术前沿已不再陌生。然而，我们是不是让术语和数据掩盖了事实本身？有没有忘了自己投身学术最初的感动？社会...

（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有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特定涵义？

（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人性整体的进步，他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他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

（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他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信息。在这个“事实的时代”，信息往往主宰了他们的注意力，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尽管他们获得这些技能的努力往往耗尽了本来就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已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这个教益往往会是痛苦的一课，但又常常让人回味无穷。究竟是坚毅卓绝还是自甘堕落，是沉郁痛苦还是轻松欢快，是乐享肆意放纵的快活还是品尝理性思考的醇美，对于人的能力的这些极限，我们并不知道。但如今我们开始明白，所谓人性”的极端，其实天差地别，令人惊惧。我们开始明白，无论是哪一代人、哪一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社会当中；他活出了一场人生，而这场人生又是在某个历史序列中演绎出来的。话说回来，就算他是由社会塑造的，被其历史洪流裹挟推搡而行，单凭他活着这桩事实，他就为这个社会的形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这份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

在现代工厂工作，就是在等级制下工作：这其中有条权威的脉络，因此自下观之，就存在一条服从的脉络。大量的工作是准例行化的，这意味着为了提高产出，每一位工人的操作都是条块细分，模式固定。如果我们把工厂结构的等级制性质和大部分工作的准例行化特征这两桩事实结合起来，就会清楚看到，现代工厂中的工作包含着纪律：迅速地、相当模式化地服从权威。所以，人际关系专家如此遮遮掩掩地处理的权力因素，其实对于充分理解士气问题可谓至关重要。

说到底，工厂既是实施工作的场所，也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场所。有鉴于此，要界定士气何谓，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从主观角度上说，士气似乎意味着愿意去做手头的工作，高高兴兴去做，甚至享受做的过程。而从客观角度上讲，士气好像是说工作做得富有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麻烦、最小的开支，完成最多的工作。因此，现代美国工厂中的士气必然涉及工人这一方的乐于服从，其结果是工人富有效率地执行手头工作，而这当然是由管理方来评判。

任何有关“士气”的观念要想明晰，都要求阐明用作标准的价值。似乎存在着两种相关价值，一种是工人的快活或满足，另一种是他有何等权力决定自己工作生活的进程。如果我们稍稍扩展一下思维，就会记起，有种“士气”是自我管理的工匠所特有的，他参与决定自己的工作，也乐于这样做。这是亚当・斯密和杰斐逊式的未被异化的人，或惠特曼（ Whitman）笔下“自然生长的人”（ man in the open air）。我们还会想起，由于引入了大规模等级制的工作组织，要设想这样一种人所需要的全部预设都已经变得十分荒谬。事实上，单单引入这一项因素，就可以基于颇为严格的逻辑，从经典自由主义中演绎出经典社会主义。如此一来，从所谓“工人控制”的经典观念中，就可以构想出第二类“士气”，事实上这类士气也已经构想出来了。而想象这种形式时，针对的就是处在大规模集体工作的客观条件下未被异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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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理论家们如此迷恋句法意义，对语义指涉如此缺乏想象力，如此刻板地局限在如此高的抽象层次上，导致他们攒出来的所谓“类型体系”，以及他们为此而做的研究，看着更像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而不是努力给出系统的定义，也就是清晰有序地界定要讨论的问题，并引导我们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书籍介绍

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