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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起家的一个道德号召就是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但是纳粹自己也没有在德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第三帝国的腐败是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员腐败。纳粹政权以腐败手段谋求体制的稳定，因此腐败行为受到纳粹当局的默许。即便少量腐败行为遭到了制裁，也只是为了纳粹党内小团体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弗兰克巴约尔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他的研究揭示了纳粹德国的自我毁灭之路。

引言

1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赠礼、特别基金和小金库

2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

纳粹党及其各组织内部的腐败

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

“土匪省”和“丑闻西亚”

集中营系统与腐败

3反犹与腐败

反犹暴力和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

“雅利安化”是腐败的结晶点

大屠杀与腐败

4反腐斗争及其局限

政治上对反腐的利用

独裁的体制问题

朋党之交、门阀统治与官官相护

战时的丢车保帅

“打死苍蝇……”：亚诺夫斯基案

“……放走老虎”：内特林案和马尔迈斯特案

5腐败与“民意”

结束语

致谢

附录

第三帝国的总年薪水平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弗兰克·巴约尔，生于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目前任职于汉堡大学历史系、慕尼黑—柏林当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第三帝国与大屠杀的历史。其他作品有：《大屠杀，公开的秘密：德国人、纳粹高层与盟军》、《汉堡的“雅利安化”》、《文明与野蛮：现代性的矛盾潜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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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组织的自怜

自爱

与

提携同党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在

1933

年

9

月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阿道夫

·

希特勒向参会的冲锋队授予了新的旗帜和

“

冲锋旗

”

。在一次讲话中，他谈及了纳粹党人为了万字旗所作出的所谓牺牲：

“

成百上千人为了这旗帜

，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几万人在斗争中负伤，几十万人因此失去了职位和工作。

”

这种对

“

斗争年代

”

中纳粹党人受到的苦难、作出的牺牲和遭受的迫害的强调并不新鲜，而是任何一个纳粹党演说家的老生常谈。早在

1930

年，当时的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格雷戈尔

施特拉塞尔就论及了其他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不曾经历过的

“

长达十二年的迫害

和斗争

”

。柏林省部书记兼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

戈培尔将纳粹党夺得政权的道路比作

“

牺牲的苦路

”

，纳粹党人在此期间作出的个人的和实质上的牺牲是

“

公众完全不了解的

”

。

“

副元首

”

鲁道夫

赫斯的讲话几乎与戈培尔如出一辙：

“

这些战士为了一个新的德意志而奋斗，他们在思想、精神和物质上遭受的苦难几乎完全不被公众所知。

”

赫斯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那些

“

老战士

”

们，即

“

那些很早就投入到斗争中来，作出牺牲、蒙受折磨，为了让德意志在国家社会主义

领导下

实现伟大复兴，投入了自己的全副身心，甚至牺牲了生命

的同志们

”

。这些说辞是在向群众暗示，在夺权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巨大牺牲的政治运动自然占据道德高地，在

1933

年之后可以

坦然地

独掌大权。

另一方面，这种修辞上的

“

牺牲崇拜

”

还特别照顾了纳粹党活跃分子们的感情。在

1935

年纽伦堡的全国党代会上，希特勒的《元首宣言》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希特勒在这份《宣言》

中

强调

说

，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战胜了

“

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

”

、

“

道德

上

腐化堕落的天主教中央党

”

和

“

愚蠢反动的资产阶级

”

，

“

尽管纳粹党人遭遇了极度恐怖的残害，成百上千人被杀害，数万人身体受伤、生活

无着

；反动势力对我们的战士的妻儿展开了一场野蛮的摧残，剥夺父亲的工作岗位，让他的妻小挨饿。

”

在这种说法中，不仅是纳粹党对自己的牺牲的

描摹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把他的党员同志们受到的苦难曲解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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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腐败的手段和方式，纳粹党领导人不仅获取了经济资本（地产、房屋和庄园），还获得了文化资本（艺术收藏品）。文化资本通过转换为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忠诚、威望、地位），实现其价值，因为很多纳粹党人没有任何鉴赏这些文化资本的能力。

第一章将对此种任人唯亲现象的体制原因及规模进行深入分析。

第二章主要讨论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

第三章主要研究腐败与灭绝政策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迫害犹太人过程中，腐败的程度及其作用。

第四章探讨了第三帝国的反腐斗争由于体制缺陷而表现出的局限性。

最后的第五章分析了民众对腐败的态度。

巴约尔在《纳粹的腐败》一书中通过揭示“政治上的恩主—门客结构”即“希特勒体制”来透视纳粹党国多样化的腐败。

纳粹的“恩主—门客结构”是当代政治性腐败和反腐研究所重视的“主管—代理困境”（principal-agent dilemma）的一个特例。“主管—代理困境”解释模式被用来解释不同形态的腐败，用它来分析极权体制下的腐败和反腐是同样有效的。

“主管—代理困境”是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在《政府组织中的腐败特征》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后经其他研究者的调整或扩充，成为分析腐败和反腐的一个常用模式。3这个分析模式被用于多种不同的主管—代理关系，如公司经理（代理）与股份持有人（主管）、非民主制度中的任命官员（代理）与高层统治者（主管）、民主制度中的当选官员（代理）与选民（主管）等等。相比起分析民主制度中的腐败来，“主管—代理困境”更有助于揭示极权腐败（包括它“腐败的反腐”）的实质。这是因为，在极权体制中，谁是“主管”，谁是“代理”，以及一级一级以任命和党内任人唯亲来形成的主管—代理关系，要比在民主制度中清楚得多。它也起着在民主制度中不可能的党国全方位统治制度构建作用。

“主管—代理困境”是一种从利益和功利关系来分析腐败和反腐的方式。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罗伯特·克里加德在《遏制腐败》一书中指出，主管—代理模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而“只是一种启发式的分析，……它的目的不是结合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因素，得出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腐败的结论。不过它确实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假设，用以说明造成腐败行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提示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遏制腐败”。4遏制腐败的方式包括民主政治、公平竞争、公正选举、信息透明、分权监督等等。纳粹统治的极权专制是不可能采用这些方式来反腐的。因此，正如理查德·格伦伯格和弗兰克·巴约尔都指出的那样，虽然纳粹经常反腐，它的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有...

纳粹的腐败有三种基本形式：体制化的腐败、受到容忍的腐败和遭到打击的腐败。

首先是国家和纳粹党官方促进和实施的腐败行为，它不是若干个人的滥用职权，而是一种有组织的滥用权力；它并非促进个人私利，而是有助于体制的功能稳定。这种体制化的腐败包括：劳工部门采取所谓“特别行动”，有组织地对纳粹党员，尤其是“老战士”们，进行特别的优待照顾，赋予其某些特权；或者希特勒向军事、政治、科学或文化界精英人物的馈赠。

其次是受到容忍的腐败。第三帝国的反腐机制存在一些机构上的缺陷，导致某些腐败行为特别猖獗，当局无奈之下（或者有意识地）只得对这些腐败行为进行容忍。这种腐败行为包括：黑市交易，尤其是在占领区；由于特别基金、小金库和秘密基金的存在，国家财政受到了潜滋暗长的侵蚀和瓦解，这种腐败手段主要是纳粹党的各个省部书记们采用的，他们凌驾于权力和财政监管机制之上。

最后，纳粹统治下也开展了反腐斗争，即遵循某些规则和手段，根据当前的基本状况，对腐败行为进行刑事处罚。这种遭到打击的腐败五花八门，给纳粹党及其组织造成了沉重负担，比如非常猖獗的侵吞党费和捐款的行为。

腐败行为对大屠杀有三种形式的影响：1.腐败是伴随大屠杀发生的“顺带效果”，对谋杀过程的影响是间接的；2.腐败是大屠杀的促进因素，即凶手为了消灭自己腐败罪行的证人，将受害者谋杀；3.有时，腐败阻碍或迟滞了大屠杀的实施，即受害者通过贿赂官员，挽救了自己的性命，或者暂时缓解了危局。

第三帝国的腐败不仅是纳粹运动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同时也是独裁统治的典型结果。

纳粹的意识形态也推动了腐败在其统治下的蔓延。种族主义与绝对权力的混合促进了一种敛财导向的“主宰种族”态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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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本书填补了自汉斯蒙森以来在第三帝国制度史上研究的空白。

——《南德意志报》

令人难忘的描述，尖锐的评论，丰富的事实：一部出色的著作。

——《法兰克福评论报》

书籍介绍

纳粹起家的一个道德号召就是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但是纳粹自己也没有在德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第三帝国的腐败是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员腐败。纳粹政权以腐败手段谋求体制的稳定，因此腐败行为受到纳粹当局的默许。即便少量腐败行为遭到了制裁，也只是为了纳粹党内小团体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弗兰克·巴约尔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他的研究揭示了纳粹德国的自我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