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正义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一书分为“马克思的道德观”“马克思主义与道德”“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共十章，承袭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根据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和社会正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从隐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元素出发，考察了对马克思道德观的各种解读，得出马克思是以致力于平等自由*化为核心的混合义务论者的结论；运用当代元伦理学证明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在总体上是相容的，批驳了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不相容的论断；提出一种包含马克思道德理论在内的激进的平等主义社会正义理论；论证了当代分析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重要意义，阐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功能失调及建立民主的、自我管理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性理论对于发展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的必要性。

丛书总序

中文版简评

中文版序

致谢

导论

部分 马克思的道德观

1马克思道德观的发展

马克思的时期：激进的自由主义（1841—1843）

马克思的第二时期：革命的人本主义（1843）

马克思的第三时期：始创的马克思主义（1844）

马克思过渡时期的著作（1844—1847）

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道德观点（1848—1883）

2对马克思的后果论解释

后果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道德理论

作为功利主义者的马克思：一种批判

马克思与非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形式

3马克思关于自由和剥削的理论：重构与辩护

马克思、人的尊严与义务论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和理论：一种重构

道德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

4“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一种批判

道德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马克思的道德与非道德评价：对伍德和米勒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自然主义倾向和理性自利

道德、自我利益和革命动机

5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历史主义

必然性命题

资本主义崩溃理论

道德与历史

6道德与意识形态

广义与非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

道德、意识形态和道德理论

7马克思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的客观性

马克思、恩格斯与道德相对主义

马克思主义、反思平衡和原初状态

道德的客观性、阶级斗争和主体间的同意

第三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

8马克思主义对正义和权利的批判

马克思对正义和权利的一般性批判

马克思论作为人利己性之一部分的权利

马克思论法权概念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消亡

马克思的作为社会制度内在标准的正义观念

阶级利益与社会正义：对伍德的批判

9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反对意见：一种批判性评论

权利与正义

马克思与罗尔斯

对罗尔斯方法论的反对意见

对罗尔斯道德理论的实质性反对意见

对罗尔斯理论之应用的反对意见

10趋向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

社会正义理论

社会正义与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理论

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理论

附录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阶段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作者：〔美〕罗德尼·G.佩弗(Rodney G. Peffer)，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哲学博士，现为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哲学协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伦理学等。 译者：李旸，女，1984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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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在学习借鉴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慎明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要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会同重庆出版集团选编了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开始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2013年1月5日，*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未见底，这是生产社会化直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新的高科技革命和世界多极化都在深入发展，各种政治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重新徘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开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或信仰者说得更为深刻。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摇晃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没有过时。对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因如此，*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思想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国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以及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实践，都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十分丰厚的沃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总书记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决不能固守已有的现成结论和观点，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更加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译介、研究和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并进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一度收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后期又开始逐步扩大，到21世纪头10年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2005年12月，我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应该说，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它理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流派和代表人物不断被引介过来，一些比较新奇的观点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有的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曾经清晰的目标；有的陷入至今仍未摆脱的迷茫和瓶颈期。又比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有的缺乏辩证思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它富有“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甚至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走形变样”的政治话语，是“停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企图用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用马克思来否定列宁，用否定列宁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翻译性学术著作和资料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拓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总的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虽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整体上并不系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宗旨出发，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一次重新整理，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资源过程中，为繁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经过比较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这套丛书的著作，主要聚焦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注重立场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又兼顾时代感和现实感。同时，我们还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为每本著作撰写简评并放在各本著作的前面，对该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析，以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这篇总序和每一本书的简评，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不妥之处，我们将及时修正。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一定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

是为序。

中文版简评

罗德尼·佩弗与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

李义天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哲学系教授罗德尼·佩弗（Rodney G. Peffer）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佩弗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部分修正意见，被罗尔斯本人所认同和接受，作为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一书集中呈现了佩弗在反思现代社会正义思想、建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方面的自觉努力。整体而言，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1）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澄清马克思的道德观念和正义思想；（2）综合考察当代英美学界围绕马克思思想所展开的种种争论，并对其中不同观点进行回应；（3）借鉴当代政治哲学的概念及方法，努力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道德与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份重要参考。因此，理解它的创作背景、问题意识和主要观点，就变得十分重要。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规范理论的重建

20世纪70年代，英美学界发生了两大学术事件：一个是以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另一个是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的兴起。这两个事件都对佩弗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个兴起于英美学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流派，分析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通过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的方法”，重新阐释和建构马克思的某些理论。1978年，牛津大学教授G. A.科恩（G. A. Cohen）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堪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随后，他与另外几位同样有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志趣、同样认可分析研究路径的理论家组成“九月小组”（september group），正式宣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不过，“九月小组”这个松散的学术组织并没有覆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随后数十年间，英美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涉猎“九月小组”所讨论的主题（包括剥削、阶级、正义等），并且自觉运用分析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外延不断拓展。佩弗正是其中一员。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就是一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学者看来，源自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认识社会历史的优秀理论，但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看却略显粗糙。因此，他们试图运用分析的方法而将这一传统重构为一种更为严谨的现代科学理论。所谓“分析的方法”，指的是从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而来，旨在确保概念表述更精确、论证过程更严谨的方法，既包括逻辑与语言分析的方法，也包括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等专业理论，等等。对他们而言，“分析的”意味着概念明确、逻辑自洽、论证严谨、表述清晰。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虽然广泛，但研究主题始终围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如科恩所说：“当今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当中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人的注意。它们是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的问题。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来说，甚至更具体讲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错在哪？社会主义又对在哪？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它们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出发，分析和阐释马克思的理论。其中，比较知名的成果包括科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埃尔斯特关于阶级理论的博弈论重构，等等。

除了这些经验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经典作家往往并不重视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等规范理论的建构。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苏东剧变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状况，使得许多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此前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所采取的那种基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证方式是不充分的，因而开始转向致力于从道德规范角度为社会主义提供辩护，以鼓励人们能够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另一方面，当代学界不断复兴的英美政治哲学思潮也深深影响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焦点，促使他们陆续介入各种围绕社会正义理论等主题而展开的学术争论之中，并且积极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

如果说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那么，佩弗的工作无疑就属于其中的重要一环。与上述研究主题和理论动机相同，他写作该书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澄清马克思的道德观念和正义思想，并借鉴当代政治哲学的资源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从而论证并捍卫“社会主义在道德上优于资本主义”这一基本命题。

二、“正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这项工作本身充满挑战。毕竟，马克思不是专门的道德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他没有留下完整连贯的道德或政治哲学体系，我们只能从他丰富的著述中找到一些零散的论述。不仅如此，除了文本的匮乏，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是马克思对待“正义”“道德”等规范话语的复杂态度。在有些文字中，马克思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他持有自己的正义观念，并且，他正是基于这种正义观念而指斥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的。可是，在另一些文本中，他又曾明确批判蒲鲁东、拉萨尔等人关于正义的诉求，甚至宣称共产党人从不进行道德说教。这种扑朔迷离的态度使得他的正义理论和道德观念充满争议。对此，佩弗有着清醒认识。在本书“导言”部分，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若要建构马克思的道德和正义理论，必须首先完成两项基本任务：，阐明马克思所隐含的道德和正义观念；第二，回应并解决“马克思主义与规范理论不兼容”这一难题。如果说项任务主要涉及文本的梳理，那么，第二项任务则还需在此基础上提供逻辑自洽的论证，以证明马克思主义与规范理论的相容性。

对佩弗来说，两项任务的发生源头尽管皆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之中，但更为直接的挑战，其实来自他当时所面对的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语境。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和艾伦·伍德（Allen W. Wood）提出了被学界后来称作“塔克—伍德命题”的重要观点。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讨论，给予反驳和辩护，形成了一场围绕“马克思与正义”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关于这场争论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参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这场争论中，塔克和伍德的基本观点是，根据文本，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马克思并不赞同以“不正义”为名来指责和批判资本主义。伍德指出，虽然人们倾向于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抨击中推出马克思是基于正义和道德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但是，这种观点却与马克思的真实意思相悖。伍德认为，马克思将“正义”看作是法权的概念，是从司法角度对社会事实的合理性的表示，因此，“正义”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且受制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约束。所以，一个经济交易或一种社会制度“正义”与否，取决于它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与之相一致、相适应就是正义的；与之不一致、不适应就是不正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正义”是且仅是一种用于描述某种行为或制度是否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事实性标准；它内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难以承担超越的批判作用，人们无法凭借这种实际是由生产方式所派生的概念而开展对它所依附的生产方式的有效批判。于是，在这种逻辑下，伍德得出一个看似匪夷所思的结论：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伍德是在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不意味着他是在肯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或正当性。毋宁说，伍德这里所否定的，其实是人们惯常所以为的马克思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定理由。换言之，伍德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从正义或道德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成立；马克思的确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却是以其他的方式（与“道德”无关的方式）而不是以“正义”或“道德”的方式来反对资本主义。 对于伍德的观点，笔者曾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处理和反驳。

除了伍德的挑战，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同样否定马克思主义与规范理论之间的相容性，比如（1）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科学理论，不包含任何价值论或规范论的成分；（2）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道德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3）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正义和道德只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幻象，缺乏实在性和积极意义；（4）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的强调本质上是一种瓦解道德客观性的相对主义观点。

对于上述观点，佩弗结合文本分析和伦理学的基础理论，进行了一一反驳。他富有创见地区分了马克思在道德问题上的经验话语与评价话语，区分了内在于社会制度的规范判断与外在于社会制度的规范判断。佩弗指出，马克思对道德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关系的描述，只不过是他对道德问题的一种经验解释，但绝不是马克思在道德问题上的解释。因为，他还作出了许多规范评价，即关于应当建构何种社会、应当构造何种经济和政治制度、应当实施何种法律或政策的道德判断。而这些判断，毫无疑问属于规范层面的论述。可以说，在进行经验解释时，马克思确实指出资本主义的法律和道德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但是，在进行规范评价时，马克思则针对资本主义及其剥削行为明确给出了诸如“盗窃”“掠夺”这样的道德谴责。在佩弗看来，伍德等人对马克思的道德判断和规范话语视而不见，仅仅认为马克思持有一种内在于社会制度的经验解释，认为人们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来审视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现象，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马克思从未承诺过，在一个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超越”其主导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规范话语。佩弗认为，马克思文本中那些充满道德意味和价值指向的言辞，恰恰是其规范话语客观存在的例示。

三、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

证明道德、正义等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合法性，就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建构奠定基础。如佩弗所说，这本书的终极目标在于提出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为此，佩弗系统考察了马克思从青年到晚年时期的全部思想文本。他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尽管马克思没有一种现成的、成熟的道德哲学，但马克思确实持有一种规范性观念。而这种观念从1844年他的早期思想形成时就已出现，并一直贯穿其晚年著作。佩弗认为，这种观念是以三种基本的道德价值为基础的，即自由（自我决定意义上的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

在这里，佩弗不得不面对并处理的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即便马克思确实持有规范性观念，那么，其中所蕴涵的上述价值就一定是道德价值吗？毕竟，伍德早已作出一个重要区分，即道德的善（moral goods）与非道德的善（nonmoral goods）的区分。伍德认为，规范性的价值可以分为道德的善和非道德的善。前者包括诸如快乐、幸福、自由或能力的实现等，而后者则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义务等。马克思思想中也许涉及规范维度，然而，如果它们只不过是自由、人类共同体或自我实现的话，那么，它们将仅仅涉及非道德的善而不是道德的善。换言之，它们也许可以构成马克思的规范性观念，但不足以构成其道德观点。

佩弗对这个问题作了细致的解答。他指出，马克思从青年时期起就关注个体自由，并且越来越明晰地将自由理解为自我决定。但是，除了将自由视作一种重要的善，马克思还重视对自由的平等分配。佩弗认为，马克思持有一种“平等的自由原则”。这种平等的分配原则能够为特定的道德理论提供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倾向于促进自由、人类共同体或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基本善的化，而且希望促进关于它们的平等主义分配。佩弗指出，在这些基本善中，自由是马克思尤其关注的。因为，无论是对人类共同体还是对自我实现来说，它们的化都只有是在实现个体自由的化之后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好的社会应当使所有个体可能地实现自由或自我决定。佩弗将这种观念概括为“平等的自由原则”。他还借鉴伯林、罗尔斯的说法，界定了这条原则的具体内涵——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既指消极自由（即免于不正当干涉个人事务的自由），又指积极自由（即支配个人生活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又分为两个层面的权利：一种是平等参与影响个人生活的社会决策过程的权利；另一种是平等获得自我实现手段的权利。

当然，佩弗所建构的这些观点和原则仍要接受上述检验，即它们能否作为道德价值而对资本主义展开有效的道德批判？对此，佩弗是乐观的。他相信，基于“平等的自由原则”，马克思可以论证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在道德上的不正当性。他认为，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剥削过程，其实是指一种包含“强迫劳动”的社会现象。它的本质在于，通过某种特定的经济机制，将基于强迫而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无需付出任何报酬地从一个阶级（生产阶级）转移至另一个阶级（非生产阶级）。显然，如果“平等的自由原则”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无酬的强迫劳动无疑就侵犯了工人阶级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因此，资本主义剥削必然可以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作不正当。

进一步地，佩弗试图构造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正义理论。在这方面，就佩弗个人而言，虽然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但是作为一名英美学者，无论是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还是他的致思方向，都会深受当代政治哲学的影响。因此，就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借用当代社会科学的思想成果来阐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一样，佩弗也灵活地选用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术语和范式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和道德理论。在澄清了马克思的基本道德价值后，佩弗借助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的形式，具体阐释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正义理论，形成了四个按词典式序列排序的原则：（1）每个人的在安全和生存方面的基本权利必须被尊重；（2）应当实现一个平等的基本自由的体系，包括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人身自由，拥有财产的权利、不被任意逮捕和没收财产的自由；（3）社会成员在获取社会职位和参与社会决策过程时应当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4）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当且仅当有利于少受惠者，与正义的储存原则相一致时才是正当的，并且其不平等的程度不得超出将严重损害平等的自由价值或自尊的善的限度。

然而，佩弗注意到，对于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建构来说，澄清马克思所认同的基本道德价值、构造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正义理论，这些还只是完成了部分的理论目标。因为，要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和“应以何种社会主义形式取代资本主义”等关键议题，不仅需要一套规范原则来评价不同的社会安排，而且需要一种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判定哪些社会安排真正具有历史的可能性，以及在这些具有可能性的社会安排中何种符合上述规范原则。佩弗不失谨慎地指出，道德和正义理论虽然在整体上属于规范性研究，但它们若要获得充分证明，就不能脱离经验研究的支持。毕竟，仅仅从规范原则出发，我们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当选择何种社会制度，除非我们同时从经验性的理论或判断中发现这种社会制度的实际状况。因此，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应当既包括价值层面的道德理论，也应当包括经验层面的社会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的后部分，佩弗还要专门花篇幅，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验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于证明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言是极其关键的。结合马克思的经验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佩弗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验判断，以进一步支持他所要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立场。相比于诸多仅仅注重建构单纯的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著作而言，对经验理论的重视、对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之间内在关系的重视，显然是像佩弗这样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的独到和优长之处。

四、余论与反思

佩弗凭借分析的方法和当代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而建构的规范理论，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或者说，它在何种意义上或在多大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也许是人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对此，佩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自己的论述之所以堪称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主要基于如下三点：首先，这种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即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在道德上要优于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因此，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实施的政治革命在道德上也就具有正当性；其次，这种理论承认平等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后，这种理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验理论，包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等。佩弗认为，正是这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使得他的工作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保持一致。

诚然，佩弗的工作对于启发马克思主义者思考规范问题进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来说，是颇有帮助的。他的理论建构，对于我国学界近年来重点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也有特别的借鉴意义。不过，他的观点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比如，他几乎完全按照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范式和术语来阐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特别是，他对罗尔斯的思想有过多的依赖，无论是从基本的概念范畴，还是一般的方法论，都是如此。甚至，他还以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某种修正版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的标尺。尽管罗尔斯等左翼自由主义者具有一定的平等倾向，但他们仍属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思想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佩弗的建构部分地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某些本质差别。

不仅如此，由于对当代西方道德和政治理论的充分接受和娴熟运用，佩弗关于道德、正义等范畴的理解其实与马克思也存在实质区异。因为，佩弗依然相信存在某种客观、普适的道德或正义观念。而这一点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他对“广义的反思平衡”方法的认同上。要知道，罗尔斯所提出的这种用于检验正义理论之有效性的方法，强调的恰恰是正义理论所建构的正义原则必须与人们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达成平衡。因此，它本质上仍是一种诉诸理性和观念的方法，并且默认某种客观普适的道德存在。显然，这与马克思对道德的理解格格不入。因为，马克思的一个坚定观念就是，道德随历史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永恒的或普遍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差别和张力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这些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给与更为自觉的反思才行。

中文版序

邓小平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有些猫比其他猫更会捉老鼠，那么有一只更会捉老鼠的猫就更理想。当我们将这一比喻应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法律和政策——时，我们应当说明两个问题：（1）我们用以评判社会和社会制度的规范基础；（2）我们用以评判哪种社会和社会制度更充分或更好地满足我们所接受的价值和原则的经验基础。

我全部理论计划的核心在于提出一种充分的道德和社会理论（或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这一目标是通过将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具体而言就是对罗尔斯理论的修正——与我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相融合来实现的。其规范性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及其对社会正义的关切和关于将人类从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形式下解放出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其经验性内容包括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社会—科学命题的小集（我在本书后一章列出了纲要）。我的基本结论是：如果某种合理的社会正义理论被接受——特别是如果一种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理论被接受——并且它是与马克思主义经验性假定的小集相结合的，那么就会得出以下规范性政治立场：社会主义（特别是民主的、自我管理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比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基于计划经济的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形式要更优越；在同等条件下，建立（并维持）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终创立这种社会的世界联合——的合法努力都能得到证成（justified）。

马克思主义经验命题（或理论）的小集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以下命题：（1）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经济上的功能障碍，尤其表现为它无法避免重大的经济衰退甚至是萧条；（2）由于其经济结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3）资本主义经济是内在地（且无限地）扩张性的，这将导致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式的，而这意味着，长远来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环境方面是不可持续的；（4）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社会中的从属阶级并严重剥削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从属国家；（5）为了保护和维持资本主义体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资产阶级倾向使用镇压和暴力手段，这使得在经济危机时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大国将试图拉拢或削弱和破坏威胁其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6）这将导致国内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国外受到资本主义大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如果这些行动成功，将导致这些国家中出现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并以此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残暴军事独裁。

不过，在评价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从社会科学家所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社会不仅看作当下存在的（即共时性视角），还要在它们可能发展的历史趋势中来予以看待（即历时性视角）。举例来说，从共时性视角来看，高度的政治民主和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在当前似乎更与某些资本主义制度而非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紧密相关性。但是从历时性视角来看，历史已向我们证明：（1）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政治危机；（2）当这些危机发生时，其人民一般会激进化，出现左翼（亲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右翼（反社会主义和反工人阶级的）运动，而资产阶级将支持右翼运动，并且如果他们认为对维持其现有权力和特权是必要的话，甚至还会支持法西斯主义运动。从这一视角来看，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稳固。另一方面，从历时性视角来看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至少可以论证的是，只要不倒退回资本主义，它从长远来看将不断趋向于实现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并且也趋向于实现更多的广泛民主。况且，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特定的历史和文化。

同样，还应当从全球视角来看待问题，而不是仅仅将社会看作孤立的存在。举例来说，从任何珍视平等、物质福祉、合作和自由的视角来看，诸如荷兰等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但是这类社会并不能仅仅就其孤立的存在来评判。首先，这些社会的相对财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有利位置，而资本主义体系不公平地将大量物质财富从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向处于“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其次，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些社会的经济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所无法避免的严重衰退和萧条。（只需回顾一下2007年至2008年当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世界性大衰退时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便可。）当经济危机冲击这类社会时，它们也需要与右翼运动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相抗衡，这些运动的终极功能——无论其狂热支持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在于维持资本主义并阻止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的部分仍然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的是，并非市场本身是内在地功能失调的或邪恶的，而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是内在地功能失调的和邪恶的（即给人类带来坏的后果）。当然，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看到整个20世纪至当前21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也无法了解我们今天所认可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的精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废除封建地主关系甚至快速实现经济工业化方面可以很有效率。但我们还知道，市场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只要大规模的生产资料、自然资源和投资资本是公有的。当然，社会主义社会还应当尽力控制收入差距，使其保持在合理限度内。

正如本书——以及我的后续著作——所说明的，关于社会正义理论，我认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比如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我的作为公平权利的正义——都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相容的，如果这两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隐含的道德价值被恰当理解的话。事实上，若基于前文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验性假定的小集，相比资本主义或计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理论更支持市场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就所支持的社会正义原则而言，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论家，比如科恩（G.A.Cohen）、埃尔斯特（Jon Elster）、尼尔森（Kai Nielsen）、米勒（David Miller）、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等，还包括我与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理论家，比如罗尔斯（John Rawls）、德沃金（Ronald Dworkin）、斯坎伦（T.M.Scanlon）、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森（Amartya Sen）、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那些否认马克思主义与这类社会正义理论具有相容性的人往往误以为这些理论只关注消极自由或将拥有任意数量、任何种类的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的道德权利，但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论家都认为，仅仅拥有少量的生产性财产（productive property）而非大规模的生产资料才是基本的道德权利。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当社会不承认任何拥有大规模生产性财产的权利或严格限制这种权利的时候（比如在我所支持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

另一方面，那些否认马克思主义与这类社会正义理论相容的人还常常有这样的误解：（1）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某些特点使得它与一般道德或具体的社会正义不相容；（2）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在支持物质平等和终结经济剥削的同时又支持民主和公民自由。我相信本书第4章和第9章已充分反驳了个误解，在此不再重复。而对于第二个误解，我在第2章指出，有文本依据证明，马克思本人支持政治民主（在《法兰西内战》中他赞扬极其民主的巴黎公社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先驱”），也支持公民自由（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得很明确），而且还支持在收入和财富等物质善品的分配上的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原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当然，将这些原则实施于现实世界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并不会减轻我们应当尽自己之力在自己的社会和全球范围内去共同实现社会与环境正义的责任。

我要感谢我的好友，北京大学的李旸博士翻译这本书，并感谢重庆出版集团。

《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一书的终极目标是至少形成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的纲要。我所说的“道德和社会理论”是指这样一种理论：它提供一套道德原则或标准来评价社会安排，借此为互竞的、具有历史可能性的社会安排集合提供裁定标准。这样的理论必须内含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判定哪些社会安排是真正具有历史可能性的，以及——在这些具有可能性的社会安排中——哪些才是符合由一种充分的道德理论所提出的道德原则或标准的。

我所说的“充分的”道德和社会理论，是指建立在一套正确的、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一种充分的（即正确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而我所说的“充分的”或“正确的”道德理论意指能与我们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达到广义的反思平衡的那种理论。（我将在第7章讨论是否存在某种独特的理论能与每个人的判断达到广义的反思平衡，或者说道德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对性。）

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1）它体现了马克思的激进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2）它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视角（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及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说至关重要的经验性命题的基础之上；（3）它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规范性政治立场作出辩护。这些政治立场包括：（1）社会主义——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在道德上优于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以及任何其他处于适度匮乏和适度利己条件下的社会形式；（2）社会和（或）政治革命，如果对实现恰当的社会变革而言是必要的（且充分的），便具有初步的（prima facie）道德正当性。

任何一个人若有兴趣提出这样的理论并证明它既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站得住脚的道德理论，那么他将面临两个任务：个任务是阐明马克思的道德观点，并且如果可能的话4，重构他隐含的道德理论。当然，由于这些道德观点深藏不露，这一任务也就相应地困难起来。第二个任务是回应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提出过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理论不知为何就是不相容。如果我们想准确无误地理解我们要批判的和（或）要充分论证的是什么，那就必须完成个任务；如果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或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形成连贯的观点，那就必须完成第二个任务。

阐明和重构马克思隐含的道德理论的任务将在部分（第1章至第3章）进行。证明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理论具有相容性的任务将在第二部分（第4章至第7章）展开。在第三部分（第8章至第10章），我试图反驳马克思对于正义和权利的批判，继而尝试至少提出一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理论的纲要。为了完成后一个任务，我一方面尝试提出一种可被接受的社会正义理论；另一方面则尝试提出站得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社会科学命题的小集。尽管我将本书的这三部分看作是相容的且互相支持的，但我并不认为每一部分的正确性依赖于其他部分的正确性。举例来说，一个人可以接受本书某一部分里的大多数主张，同时毫不矛盾地反对其他部分中的大多数主张。因此，这三部分中任意一部分的充分性都能够并且应该被独立地评判。

为了阐明马克思的道德理论，第1章回溯了马克思道德观的发展过程：从他早发表的著作到他始创的哲学体系的发展（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述的内容），再到他过渡时期的著作（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重要），后到他成熟时期（1847—1858）的著作以及他完全成熟的著作（1858—188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The Grundrisse

）和《资本论》是后两个时期里重要的著作。（我对马克思著作的历史分期详见附录。）

这一章提出的主要论点有，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一种充分发展的道德哲学理论，5但他确实有规范性的道德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有着根本的连贯性，至少贯穿于1844年他原初系统观点的形成到他后期的著作中。这种道德观点基于三个基本的道德价值，即自由（作为自我决定）、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并且还基于某种要求对这些善——至少是对自由这一善——进行平等主义分配的原则。（在此我并不费笔墨去分析这种原则或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和理论的确切性质。这一工作留待第3章再进行。）我进一步提出，异化理论的评价性内涵可以还原为这些价值和原则，或者可以根据这些价值和原则进行分析。

在第2章，我对那些试图将马克思的全部道德观或理论阐释为一种快乐论的功利主义、幸福论的功利主义以及其他非功利主义的后果论（例如，自我实现理论或至善论）的观点进行了评论。我认为，与所有这些阐释相反，马克思是一个混合义务论者：他不仅寻求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这些非道德的基本善的化，而且寻求这些善（或至少是自由这一善）的激进平等主义的分配。此外，他将人的尊严这一非后果论的概念，而不是将快乐、幸福或人的完善，作为道德推理所诉诸的法庭。

在第3章中，我提出，在终的分析中，于马克思而言应当促进的基本的非道德善是自由（作为自我决定）。（虽然“人的尊严”这一概念对他而言更为根本，但这一概念并不能划归为非道德善，因为它无法在不使用道德术语的条件下被解释清楚。换句话说，它是一种道德的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类共同体的感受以及“真正的人”的潜能的实现（特别是通过对高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是内在地具有价值的，因此都是他关于“善”的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只有自由原则［在我的阐释里应将其解释为平等的自由（equal freedom）原则］才能为一种关于正当(right)的理论，即关于正当的行为、职责、义务和（或）个体权利的理论提供根据。（尽管一个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许并不需要这样的原则，但是在共产主义的阶段它们却是必需的，即使在马克思看来也是如此。）

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为这种观点辩护，但他认为每个人应该尽可能地实现自由和自我决定。6他还认为，如果这成为可能，人类将实现追求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的自然倾向。在我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重构中，自由这一价值是基本的，因为正是一种对平等的自由和机会的体系的追求为正当的社会强制，例如一个正义的法律体系，提供了可能的根据。而在我对马克思的重构中，无论是对人类共同体还是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或化，都不能提供这样的根据。后两种价值只有随着关于平等的自由和机会的体系的实现而实现，但它们的实现却不能决定正当行为或根本义务。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由和机会的体系无法存在于阶级社会中。（稍后将对此作更多探讨。）

这种自由与机会的体系可被理解为对马克思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原则的说明。这一原则——在我对马克思观点的重构中——应被理解为要求一种关于平等的自由的体系。在这里，“自由”既指消极自由（即免于不正当干涉个人事务的自由），又指积极自由（即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又由两种要求（或权利）构成：（1）平等地参与影响个人生活的社会决策过程的权利；（2）平等地获得自我实现手段的权利［即获得自我实现手段的平等机会，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些手段可包含罗尔斯（John Rawls）所说的基本善，其中重要的是自尊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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