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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探讨了清帝国乡村统治体系的设置、理论和实际运作情况。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部分勾画乡村地区的行政区分，诸如村落、市集、城镇以及保甲与里甲之行政分配；第二部分叙述乡村控制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

部分 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

章 村、集市和乡镇 3

控制的问题 3

中国乡村的形态 10

村庄的物质面貌 14

乡村集市与城镇 27

第二章 基层行政组织体系——保甲及里甲 37

保甲组织 38

里甲组织 44

保甲和里甲之间的关系 46

作为乡村建制的社 49

第二部分 乡村控制

第三章 治安监控：保甲体系 57

保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57

乡村绅士和保甲 86

保甲体系试评 91

第四章 乡村税收：里甲体系 105

里甲在税款摊派和登记中的地位 105

对里甲体系的总评价 131

第五章 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 173

清朝的粮仓体系 173

地方粮仓的组织和运行 176

乡村粮仓体系的衰败 185

粮仓体系所面临的困难 192

绅士与乡村粮仓 209

摘要和结论 213

第六章 思想控制：乡约及其他制度 219

乡约宣讲体系 219

乡饮酒和其他敬老的方法 243

老民和老农 243

乡饮酒 247

祠祀：地方祭祀 261

乡学 278

乡村控制的局限 303

第三部分 控制的效果

第七章 乡村控制的效果 311

作为社区的乡村 311

村庄领导 316

村庄活动 329

村际活动 364

村民的合作活动 370

绅士在村社中的角色 375

总结 381

第八章 宗族与乡村控制 383

宗族与乡村 383

成员与领导 392

宗族活动 396

茶坑——19世纪的一个单族村庄 411

政府对宗族的控制 414

宗族组织的衰落 423

第九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一） 441

乡民的一般特点 441

乡村环境 446

西方对乡村环境的冲击 486

第十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二） 495

“良民” 495

“莠民” 503

西方的冲击 581

第十一章 总结与余论 601

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和效果 601

专制统治的局限 604

农民的角色 610

附录一：里甲结构的变式 623

附录二：清朝以前的粮仓体系 654

附录三：“耆老” 658

清朝皇帝世系表 661

参考书目 662

索引 686

译者的话 697

萧公权（1897—1981），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 中研院首届院士。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燕京、清华、光华、华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离台赴美，长期执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宪政与民主》《康有为思想研究》《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等。

  译者简介：张皓，1964年生，贵州德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升，1967年生，广东阳春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编简介：刘东，1955年生，曾先后任职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创办并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是当代 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而奔劳呐喊。代表著作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国学的当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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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村、集市和乡镇控制的问题在像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 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清 楚，相互之间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专制统治者要解决的 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确保自己及其子孙的皇位坐得安稳。

    从秦朝到清朝的王朝兴替过程中，有效的解决方案主要在于建立一套行政组织，以帮助皇帝确保臣民的顺从并防止反叛。其一，通过保障其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的生活而“铤而走险”；其二，通过反复向臣民灌输经过严格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治秩序；其三，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采取措施。这套政治统治体系通过在战略要地驻军而得到加强，使各个王朝有可能在相当时期里有效地统治一个广阔的疆域。

    自秦始皇以降，帝国控制的基本原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实质变化，不过由于经验的日益积累，以及随后各个王朝中一些皇帝的足智多谋，统治体系在一些细节方面不时得到精炼和提高，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法律规章 加详细，监视 加严密，控制 加严厉。1644年清王朝定鼎北京时，它继承了被推翻的明朝遗留下来的高度复杂的政治统治体系，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为帝国结构带来了 的发展。可以理解，对于清王朝这个汉族的外来征服者来说，同其前任统治者（即明朝，它推翻了异族统治的元朝，建立起汉族统治的王朝）相比，解决如何统治的问题显得 为迫切。

    如何统治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帝国统治者来说的确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一问题，帝国统治者建立了一套精心设计的行政架构。在这套体系中，皇帝位于 ，其下是庞大的官僚群。皇帝直接统率的是中央官僚组织，其中 主要的机构包括内阁、军机处（1730年设置）和六部。这些 重要衙门的官员在需要时，要么以个人身份，要么以集体名义，就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出建议，帮助皇帝做出决策；并且，他们在属僚的帮助下，执行皇帝的命令，或者将命令传达到下一级的行政机构。

    通过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帝国政府的行政命令从北京传到整个中华帝国的各个角落。中国的18个行省都被恰当地划分为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即府和州县。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巡抚一般是一省的行政首长，由布政使（专管一省财赋）和按察使（专管一省刑名）辅佐。在某些情况下，总督被指派去管辖单一的省份，如直隶和四川都不设巡抚；在其他情况下，每个总督管辖两到三个省，这些省又各设自己的巡抚。一府的 长官称为知府，州县的主要官员称为知州和知县。府、州、县官员不但处于省级地方政府的 直接监督之下，而且在实际上，其各自的职位安排部分也是由有关巡抚或总督所指派的。知州和知县是正规行政组织的 下层，常被称为“地方官”或“亲民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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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事实上所有官员都在其薪俸之外勒索钱财；中国人所谓的“好官”和“坏官”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迫百姓为正义而付钱，后者则把不公正卖给出钱最多的人。[100]

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这已经成为客观的学者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一位当代学者指出：“所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学者看来都同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由农民和工厂工人，而是由学生、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所组织和领导的。”[11]

其一，通过保障其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的生活而“铤而走险”：其二，通过反复向臣民灌输经过严格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治秩序：其三，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采取措施。这套政治统治体系通过在战略要地驻军而得到加强，使各个王朝有可能在相当时期里有效地统治一个广的疆域。

中国农民的畏意，部分是帝国精心设计的政策的结果。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整个复杂的乡村控制体系，是统治者设计出来的，目的在于把害权威的观念深深地注入臣民的脑海中，培养臣民安于现状的意愿，防止臣民养成自力救济的能力，把臣民驯化成在政治上无害于帝国统治、在思想认识上迟的羊。虽然这种政治体系在实际上并未取得其理论上应有的所有成效，但是，其长远作用，借由历史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加强，有助于固化一般村民的特点，从而让他们成为驯服、胆怯、无法自立的人。专制政权让乡民相互监视，尽管很少有人会举报其邻居的不法行为，大多数乡民也因此不关心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在专制政府统治面前，他们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在地方恶棍压迫面前，他们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对许多乡民来说，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不要过问公共问题，避免同政府发生联系。虽然通过通俗教化有些人吸收了官方儒学中强调忠于朝廷、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观念，但是，大多数村民仍然是目不识丁。封建专制政权让广大百姓长期处于迷信之中使他们普遍确信，既然上天是这样安排的，人想做什么改变都是没有用的。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普遍不理想，部分是由无能的政府造成的，但他们却把它归于人类能力所不可及的命运。尽管他们对自己的状况非常失望，但还是听天由命了：

生都是命安排，求甚么！

今日不知明目事，愁甚么！ 他家富贵生前定，妒甚么！

岂可人无得运时，急甚么！

人世难逢开口笑，苦甚么！

补破遮寒暖即休，摆甚么！

自家勤俭胜求人，奢甚么！

在清帝国境内，许多村民的人生态度就是这样安于现状；特别是在社会环境普遍还算稳定的时期。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一些村民或许会因绝望而暂时相信上天对事情已经有了另外的安排，因而加入那些可以带来另一种秩序的阵营。即使在这种时候，相当多的村民仍然未改变自己习惯的人生态度，仍然是清王朝统治者眼中的“良民”。

19世纪的一些学者非常了解暴动的本质。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指出：

虽然中国人民无数次地起来反抗他们的地方统治者，但是，这不过是针对政府权威的用而进行的反抗，从未反抗过制度本身。他们以最大众、最无礼的态度……来对待一位州县官，甚至到了扯着他的子打他耳光的地步；这并不是因为他执行了他的合法权威，而是因为他逾越

了应有的界限这一论述非常正确，其他作者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名目睹州1846年1月暴动的英国军官指出，在广州府衙门暂时被暴乱群众占领时，知府及其助手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被烧毁，但很有意思的是，大堂和钱库等建筑丝毫未损原因显然是，存放在钱库的钱财是属于皇帝的，大堂是清王朝审判的场所。1896年左右，一美国作者对一场“典型暴动”的描述更能说明问题

..........

这种暴动和那种反抗清政府的造反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对乡民来说他们自然会怨恨腐败的地方官，而非专制的中央政府：因为，后者离一般村民的生活很远，它所推行的任何苛征暴政给乡民所造成的伤害，都不如腐败的地方官敲诈勒索带来的那样直接。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自汉朝以来，“崇拜皇帝”的观念就深深地印在百姓的脑海中，因而，虽然没有多少人积效忠朝廷，但许多人都对“天子”仍然抱着某种含的数，即使天子是满族人。此外，一大堆有关百姓日常生活的法律和措施，如果从字面来看而不管执行的话，按照历史标准，都不能说是暴政或压。地方官所犯下的暴行，百姓通常能够正确地解读为对皇帝命令的错误运用，而不是朝廷本身制定的措施。在清帝国许多地方都能听到一句老话“天高皇帝远”，这句话提示了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普通百姓对待他们的统治者和行政官员的态度

19世纪的一些学者非常了解暴动的本质。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指出：

虽然中国人民无数次地起来反抗他们的地方统治者，但是，这不过是针对政府权威的用而进行的反抗，从未反抗过制度本身。他们以最大众、最无礼的态度……来对待一位州县官，甚至到了扯着他的子打他耳光的地步；这并不是因为他执行了他的合法权威，而是因为他逾越

了应有的界限这一论述非常正确，其他作者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名目睹州1846年1月暴动的英国军官指出，在广州府衙门暂时被暴乱群众占领时，知府及其助手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被烧毁，但很有意思的是，大堂和钱库等建筑丝毫未损原因显然是，存放在钱库的钱财是属于皇帝的，大堂是清王朝审判的场所。1896年左右，一美国作者对一场“典型暴动”的描述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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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动和那种反抗清政府的造反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对乡民来说他们自然会怨恨腐败的地方官，而非专制的中央政府：因为，后者离一般村民的生活很远，它所推行的任何苛征暴政给乡民所造成的伤害，都不如腐败的地方官敲诈勒索带来的那样直接。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自汉朝以来，“崇拜皇帝”的观念就深深地印在百姓的脑海中，因而，虽然没有多少人积效忠朝廷，但许多人都对“天子”仍然抱着某种含的数，即使天子是满族人。此外，一大堆有关百姓日常生活的法律和措施，如果从字面来看而不管执行的话，按照历史标准，都不能说是暴政或压。地方官所犯下的暴行，百姓通常能够正确地解读为对皇帝命令的错误运用，而不是朝廷本身制定的措施。在清帝国许多地方都能听到一句老话“天高皇帝远”，这句话提示了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普通百姓对待他们的统治者和行政官员的态度

书籍介绍

本书属刘东先生主编“台湾国学丛书”之一种。《中国乡村》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探讨了清帝国乡村统治体系的设置、理论和实际运作情况。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勾画乡村地区的行政区分，诸如村落、市集、城镇以及保甲与里甲之行政分配；第二部分叙述乡村控制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部分讨论乡村与宗族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农民对控制的反应。附录包括有关里甲、社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