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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简明史学史著作，是瞿林东先生积数十年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体会所提炼出的，充满新思想、新理念。瞿先生以深邃的目光在透视这个浩瀚的史书世界时，紧紧抓住“理论”这根主线，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两个方面，梳理出史学发展、进步的轨迹。本书的十讲内容是从瞿林东教授的讲稿和论文中撷取而成，代表了瞿先生治史思想的精粹。

题  记 

讲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

第二讲  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第三讲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第四讲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

第五讲  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 

第六讲  历史•史学•历史智慧 

第七讲  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 

第八讲  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 

第九讲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第十讲  史学——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 

后 记 

瞿林东（1937—  ），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等二十余部专著，撰有《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等论文、评论三百余篇，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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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十讲”的容量，涵盖中国古代史学重要问题

书摘插图

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传统史学体裁之丰富，无疑是其显著的特色之一。中国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除了熔炼成四种主要体裁即编年体、纪传体(其实是纪、表、志、传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典制体(旧称政书体)、纪事本末体外，还有学案、史表、图谱、评论等等，也是很重要的体裁。古代史家编著史书，对体裁的选择、要求和创新，一方面是从客观历史的发展中得到了启示，一方面也往往反映了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关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从历代史家所撰史书的序论、凡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见中国传统史学之体裁的多样性的特点，乃是客观历史发展和史家认识发展的结果。当然，这些体裁出现的时间或先或后，取得的成就有大有小，但在中国史学的滔滔长河中，它们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各种体裁的相互补充和综合，又推动了有关体裁自身不断革新，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撰述上的多姿多彩的成就。这是我国史学遗产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种情况，从

7

世纪中叶(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书来看，已十分了然。《隋志》史部后序说:“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原注: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和补充，实际数目比这还要大一些。史学发展的这种盛况，在当时世界各国是少见的。《隋志》史部分史书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是从内容和体裁的结合上来区分史书类别的。稍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以“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二体”(断代的纪传体、编年体)和十种“偏记小说”(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来总括群史 。刘知幾对史书种类和体裁的看法，虽不及《隋志》全面，但也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开阔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八世纪以前中国史学之多样性的丰姿。这种情况，在此后的大约十个世纪中历代官修、私撰的目录书、文献书里，都不断地有所反映、有所发展。十八世纪后半叶(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纂修的《四库全书》，其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史书的状况。当时，世界上有些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已经走向近代化了，但如此丰富、多样的史学表现形式，恐怕也还是不多见的。《四库全书》史部分类，在体裁的区别上更加讲究，更加明显。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之多样性的发展历程。

前言

本书的内容涉及较广，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一些阅读本书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中国史学所具有的特性？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的特性不能够被人们正确认识。在一些人看来，那些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反映的都是过时的东西。而且，那些史书反映的历史观都是唯心史观，是需要批判的。稍微好一点的看法是认为它们还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瞿先生指出：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史学，剔除其中过时的东西，它仍然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怎样认识这座宝库，以至怎样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本书的讲就论述了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特征。

多样性主要指，中国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熔炼成四种主要体裁即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此外还有学案、史表、图谱、评论等等很重要的体裁。这种多样性，为今天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社会性指史学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史记》就是记述汉初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一方面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历史演进的过程，以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一方面又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包含礼乐制度、天文知识、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策等。《史记》以后的史学著作大体上也是继承了这些特点的。 

时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史家对待史学工作历来有一种反映时代面貌和要求的认识与实践。一方面，史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对历史做出新的总结；另一方面，也从对历史的总结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

（二）从理论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是如何发展、进步的。

中国史学经历过长期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有太多优秀的史著、史家可以介绍，如果在这部书里一本本、一人人地加以介绍，那就不如去读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瞿先生以深邃的目光在透视这个浩瀚的史书世界时，紧紧抓住“理论”这根主线，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两个方面，梳理出史学发展、进步的轨迹。这样，中国史学史就不再是一堆静止的史学名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这里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借鉴、去继承。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按历史时段划分：先秦、秦、汉时期是其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其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前）时期是其繁荣时期。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的源头和根基。所谓源头，一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早的文字记载；二是出现了早的史官；三是王室和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四是出现了私人著史的现象。所谓根基，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史学，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就是《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此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如在天与人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都有所论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等等，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同时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如魏徵、杜佑、柳宗元的史论。

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衰老的时期。从总体上看，它沿着已经走过的轨迹继续前行，并踏进了繁荣的门槛，而在繁荣之际，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征。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进程，一方面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是于繁荣之中显示出嬗变的趋势，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部分。

（三）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史学批评的理论。

瞿先生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史学批评理论的产生和演进，论述了史学批评的方法。他认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而刘知幾的《史通》，就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关于撰史原则，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关于史家作史态度，关于史学的功用等。

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表现形式上也更加丰富。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章学诚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如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为史学的两大宗门；提出了历史编撰上“神奇”与“臭腐”互相转化、发展的辩证法则。章学诚提出的“史德—心术”论，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把关于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瞿先生还专门论述了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包括怎样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评论，怎样看待不同史书体裁的长短，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诸因素的关系，怎样看待史书的内容、形式及历史条件，怎样看待不同类型史书的得失等问题。他指出：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四）怎样做一个好的史学工作者？

首先，瞿先生提出一个好的史学工作者必须有明确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他以晋国史官董狐和齐国太史为例，说明这种角色意识的核心是对史官职守的虔诚和忠贞。孔子作《春秋》，则体现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司马迁著《史记》，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史家之角色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表明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和统一。

第二，史家在“才、学、识”方面的修养。

刘知幾说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要具备“才、学、识”三个长处。我们今天从事历史撰述，也要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进行修养。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才、学、识”，应该包括理论、材料和文章三个方面。我们要以一定的理论即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指导，同时要有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还要有见解，即对于历史进行思考和判断、分析的能力。

第三，要善于叙事。

什么是叙事?直白的说法就是叙述事情的过程，讲清楚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叙事，它是“才”和“学”的结合。优秀的史书在于叙事之美。叙事之美有几个要求，是“尚简”，就是推崇简要，不要繁琐；第二是“用晦”，即文章要写得含蓄；第三要有时代感，写文章、写著作要尽量用当代的语言；第四，叙述要平实，遣词造句应该力求准确，行文要流畅，如行云流水。

第四，要善于议论。

议论的魅力就在于通过一定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给人一种理论的启示和理性的满足。如果说叙事能够具有魅力是因为它能够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议论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提升人们的理论思考，使人们得到一种理性追求上的满足。

（五）有关中国史学的若干新理念。

中国史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他的基本话语体系是在史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许多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还在广泛运用，并且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来推动史学史学科发展，使其在当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书籍介绍

以“十讲”的容量，涵盖中国古代史学重要问题。

内容简介

这部简明史学史著作，是瞿林东先生积数十年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体会所提炼出的，充满新思想、新理念。瞿先生以深邃的目光在透视这个浩瀚的史书世界时，紧紧抓住“理论”这根主线，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两个方面，梳理出史学发展、进步的轨迹。本书的十讲内容是从瞿林东教授的讲稿和论文中撷取而成，代表了瞿先生治史思想的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