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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是现代文学理论的扛鼎之作，问世六十多年来，依然以其理论的前沿性和逻辑的精密性对当代学者产生着巨大影响。本书着重讨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全面整理、叙述、建构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不仅提供了认识、解读这一文学运动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语言，同时扩展、深化了读者对总体文学现象的认识，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和回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另外，艾布拉姆斯还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世界、艺术家、受众。

历史·比喻·文学——修订译本序 　童庆生/ 1

序　言 / 001

章　导论：批评理论的总趋向 / 005

一　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 / 008

二　模仿说 / 010

三　实用说 / 017

四　表现说 / 024

五　客观说 / 029

第二章　模仿与镜子 / 037

一　艺术犹如镜子 / 039

二　经验主义理想中的模仿对象 / 043

三　超验主义的理想 / 050

第三章　浪漫主义关于艺术和心灵的类比 / 059

一　关于“表现”的各种隐喻 / 060

二　情绪和诗歌对象 / 066

三　心灵比喻的变迁 / 069

第四章　诗歌和艺术的表现理论的发展 / 091

一　假如你要我哭…… / 092

二　朗吉弩斯及其追随者 / 094

三　原始语言和原始诗歌 / 100

四　作为诗歌规范的抒情诗 / 106

五　德国的表现说：音乐诗 / 110

六　华兹华斯、布莱尔和探索者 / 116

七　表现说与表现实践 / 119

第五章　浪漫主义理论种种：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 / 129

一　华兹华斯与18世纪 / 133

二　柯尔律治论诗篇、诗歌与诗人 / 144

第六章　浪漫主义理论诸家论：雪莱、哈兹里特、基布尔及其他 / 159

一　雪莱和浪漫派的柏拉图主义 / 161

二　朗吉弩斯、哈兹里特、济慈及其强度标准 / 167

三　作为宣泄的诗：约翰·基布尔及其他人 / 173

四　表现性语言的语义学：亚历山大·史密斯 / 184

第七章　文学创造心理学：机械论与有机论 / 197

一　文学创造的机械论 / 200

二　柯尔律治的机械幻想和有机想象 / 209

三　浪漫主义时期的联想性想象 / 219

第八章　文学创造心理学：无意识的天赋和有机体的生长 / 233

一　自然而成的天才、灵感和韵致 / 237

二　18世纪英国的自然天才论和自然生长论 / 249

三　德国以植物喻天才的种种理论 / 253

四　英国批评中的无意识创造 / 267

五　柯尔律治与有机主义美学 / 272

第九章　展示个性的文学 / 289

一　风格与人 / 292

二　主观和客观以及浪漫主义多重解释说 / 300

三　英国理论中的主观和客观 / 306

四　莎士比亚的悖论 / 309

五　弥尔顿、撒旦和夏娃 / 315

六　开启荷马心灵的钥匙 / 323

第十章　忠实于自然的标准：罗曼司、神话和隐喻 / 339

一　真实与诗的神奇 / 341

二　偏离经验真实的逻辑 / 345

三　作为异态世界的诗 / 349

四　诗的真实和隐喻 / 364

五　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论拟人化与神话 / 369

第十一章　浪漫主义批评中的科学与诗歌 / 387

一　实证主义与诗歌 / 389

二　牛顿的彩虹和诗人的彩虹 / 393

三　诗歌的真实和诚实 / 404

四　既不真亦不假的诗 / 412

五　浪漫主义诗歌的作用 / 419

M.H.艾布拉姆斯（1912—2015）是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家中的大师级人物，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成为该校“英语文学1916级终身教授”。他的文字被认为是“批评的标准”，使他一再被聘为重要教科书《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编者与各版修订者，另著有《文学术语词典》《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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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指出，平庸的詩歌使聽眾感覺乏味，因爲它只展現表像而不揭示真理，只滋長聽眾的情感而不增進他們的理智。他還指出，詩人在創作時，不能依靠自己的技巧或知識，而必須等候神賜的靈感和自己的心靈迷狂。

艾布拉姆斯在导论中刻意回避了编年史的书写模式，不以物理时间为叙述架构，而是以精心提炼的“四要素”为讨论起点和叙述框架，梳理批评思想的继承和转换、蜕变和革新，追溯文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和走向，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与“四要素”相对应的批评理论：“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摆脱了物理时间上的限制，艾布拉姆斯意外地获得了更多思辨的空间和主体的自由。以观念要素为叙述框架要求作者自觉超越叙述讨论中可能涉及的特定的批评家、文本、时段和地区等细节，将注意力聚焦批评思想和观念本身，因而作者可以在相对抽象的观念层面上，跳跃性地展示批评流派的异同和转变。

如何书写介乎存在和不存在、写实和想象之间的文学思想史？“历史”的文学思想史是否需要特别的概念框架，不同的叙述语言？

理解历史上文学、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如何确认文学思想历史价值？这里，重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学史观许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些难题。

在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情感结构”论（“Structures of Feeling”）无疑是其最具创意、最富想象力的理论贡献之一，其中蕴含着难能可贵的文学史观。威廉斯指出，小说（或推而广之，文学）不同于正史，是另一种历史，其价值在于记录保存了正史中无法或不愿描述的特定时代的情感经历。伟大小说家必定能敏感把握、准确记录其所处时代的“情感结构”，包括代表性人物某时某地的喜怒哀乐、稍纵即逝的情绪意念、难以形诸语言而意义深刻的情感经历等等。特定时代的情感结构一经文学史家发现、整理、呈现后，便有可能成为独立于正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情感结构”一词是威廉斯的首创，他解释说，“情感”是个人的，具有不稳定偶然的特性，而“结构”正好相反，是相对稳定持久的集体存在，因而，“情感结构”中包含历史经验中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而其内在的理论张力中蕴藏着解读历史的钥匙。已经消失了的时代中的个人的情感活动，必然更为飘忽不定，难以定论，然而，如果从众多同时代文本中发掘整理这类情感的共性，相通的品质，那么个别的情感经验便会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与其他个体情感经验一起共同构成所处时代的“情感结构”，并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存在架构。

文学思想史研究是基础性研究工作，忠实记录并适度解读特定历史时段中有意义的人、事、文本等，是读者对历史书写的基本期待。在艾布拉姆斯看来，书写历史和解读历史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比喻，因为比喻可以同时完成描述和解读历史的双重任务。11

艾布拉姆斯的“镜”和“灯”包含着他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在史和论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假设。

断代史有明确的书写边界，既要重点明确，又应留有足够的扩展空间。在时间的维度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乃是整体欧洲文艺思想史的一部分。艾布拉姆斯提出“四要素”以及相应的四种文艺思想倾向，正是为了凸显浪漫主义的“表现说”与此前及其后的文艺思潮流派的异同。在空间维度上，《镜与灯》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同期欧洲其他国别文学传统的关系尤为关注。我们知道，现代文学不再可能是纯粹的民族文学，现代国别文学必然是在与其他国别文学的互动中发展成长，置于主流欧洲文化的英国文学自然不能例外。例如，德国文艺思想，特别是德国哲学体系中的美学思想，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影响巨大，康德、谢林、施莱格尔兄弟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英国文学思想和美学趣味的转变，为柯尔律治等人的文学有机主义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英国文学传统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也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赫尔德和A.W施莱格尔等对莎士比亚的发现和挪用为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灵感、思想资源和想象创造的理据。

反讽“基于对自然和人类事件具有绝对秩序的否认”。植根于怀疑主义的“反讽”是一种姿态，是对历史反思后自觉采取的态度，选择的立场。施莱格尔认为，历史本来没有现成的组织系统……历史因“丰饶”而“混乱”，又因“混乱”而“丰饶”。他进而指出历史中的人和事并非已经完成的“存在”（Being），而是正在进行中的成为（Becoming），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具有明确固定的形态，而后者仍然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动态的，不确定的。由于“成为是历史的常态，人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把握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有限的。因此，面对这外部的“丰饶的混乱”，诗人们应该以“反讽”的态度去观照历史，承认并接受自己在认知和表现上的局限，并尽可能在书写形式上表明这些自身的局限。施莱格尔认为，系统的高头讲章已无法记录反映真实的世界和历史，因此，他对语录片段（fragments）的书写形式情有独钟，少则一两行字，多则半页一页，在片言只语中反思人与物，现在和过去。语录片段式书写是施莱格尔反讽理论的具体实践，在形式和内容上承认了书写主体的局限性，同时否认了宏大叙事的可能性。

编辑推荐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是文艺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出版六十多年来，长销不衰。

此次新版，对译文做了修订，提高了译文的准确性。

媒体评论

    在过去的三十年内出版的对理解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五本著作之一。

    ——路易斯·列尔瑞《当代文学》

    本书所蕴含的思想如此之丰富因而对研究浪漫主义运动以及整个批评理论的学者都有着很大的价值。我将它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文学界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之一。

    ——托马斯·M.瑞瑟尔《现代哲学》

    这是一本优秀的专著，无疑对于好几个领域—思想史、比较文学以及英国文学史、批评理论和美学—都有着永久的意义。

    ——哈里·伯格霍尔茨《现代语言杂志》      

前言

历史·比喻·文学

——修订译本序

童庆生

2014年7月28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向坐在轮椅上、满头银发的M. H.艾布拉姆斯颁授2013年度的国家人文科学勋章（the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表彰他为美国学术作出的杰出贡献。授奖词高度评价了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特别指出，艾氏之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浪漫主义传统的认知”，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据奖项官网介绍，国家人文科学勋章奖项设立于1997年，授予那些“加深了国人对人文科学的理解，拓宽了公民和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及其他人文科目互动范围”的研究者或团队。 对艾布拉姆斯而言，国家人文科学勋章或许是迟到的荣誉，此时，他已年届102岁，步入了生命的后时段。2015年4月21日，获奖后不到一年，艾布拉姆斯去世。不过，这枚人文勋章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为这位文学教育界的耆老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著述和教学职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1953年，下文简称《镜与灯》）奠定了艾布拉姆斯在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地位。这是一部聚焦19世纪初期英国文学的断代史，全面整理、叙述、建构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不仅提供了认识解读这一文学运动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语言，同时扩展深化了读者对总体文学现象的认识。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征询250位批评家、学者和教授，请他们甄别评选此前30年中出版的文学研究佳作，后共有5本著作入选，《镜与灯》是其中之一。其他4种分别是刘易斯（C.S. Lewis）的《爱的寓言》（）、F.O. 马西森（F.O. Matthiessen）的《美国文艺复兴》（）、《T.S.艾略特文集》（），以及备受艾布拉姆斯推崇的学者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的《存在之巨链》（）。当然，学术著作的价值和意义不应取决于学术机构或出版社这类不无市场运作意味的评选评奖活动。与《镜与灯》同时上榜的其他几本著作，曾几何时，大多已寂寂无人知晓，即使在大学英美文学本科专业的参考书目中也极为罕见。相比之下，《镜与灯》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欧洲文学史研究，特别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史研究无法绕过的参考书，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98年，距哥伦比亚大学评选四十多年后，美国出版社现代图书馆公布了100部20世纪影响的非虚构著作书单，《镜与灯》位列第25部。在跨越不同年代的评选活动中榜上有名，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镜与灯》的价值和影响。

一

作为一部断代文学思想史，《镜与灯》在研究范式、历史书写、批评实践等诸方面皆有示范性作用。如其副标题所示，本书关注的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之间的关系。然而，不无讽刺的是，《镜与灯》为人熟知和津津乐道的部分并非作者倾力而为的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实践，而是为讨论这一主旨内容作铺垫的导论，即本书开篇章“批评理论的总趋向”。在文本接受过程中，我们常会碰到这样的悖论，作者与读者对书中内容有不同的偏好，作者诉诸文字的初衷未必是读者之兴趣所在，而读者喜爱的部分、认可的精华也不必是作者倾心之处、重点所在。可以说，《镜与灯》广泛的影响至少部分源自读者对章的偏爱和“误读”，而其中隐含的接受学意义上的悖论值得深思。然而，“批评理论的总趋向”确是一篇精彩的导论。在短短二十几页中，艾布拉姆斯纵览欧洲2500多年的文学批评史，演示文学批评思想的流变，高屋建瓴却不失精准，宏观综合而又形象直观，展现出高超的历史叙事技巧。文学批评思想史研究与其他思想史研究并无本质的不同。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思想观点，或同生共存，或前后交错，相互间既有影响继承的关系，又有针锋相对相互排斥的现象，也有相当数量的表述受制于特定的语境而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孤立性。文学批评思想史亦然，不同的理论、观点、立场、争论等，枝蔓缠绕，“剪不断，理还乱”，写什么，如何写，令人大费周章。为常见的书写方法是依循时间的顺序追溯文学批评思想谱系。例如，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1955—1992年）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这部批评史的首卷初版于1955年，与《镜与灯》的出版前后相差不过两年，而后一卷直到1992年才出版。全书共八大卷，耗时 37年，是韦勒克耗费毕生心血的著作，据说，后两卷是作者在病床上口述完成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篇幅巨大，但覆盖的时间跨度仅为近现代两百年的欧洲文学批评史。编年史或通史完全受制于物理时间的框架，表面上看，逐年逐代记录文学批评史上的进程完全依循了自然的叙述顺序，然而，思想发展的进程并不总是依照时间的进度而进步，排列批评史上的人事、观点、文本，未必能准确把握真实的思想史进程。

显然，艾布拉姆斯在导论中刻意回避了编年史的书写模式，不以物理时间为叙述架构，而是以精心提炼的“四要素”为讨论起点和叙述框架，梳理批评思想的继承和转换、蜕变和革新，追溯文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和走向，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与“四要素”相对应的批评理论：“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摆脱了物理时间上的限制，艾布拉姆斯意外地获得了更多思辨的空间和主体的自由。以观念要素为叙述框架要求作者自觉超越叙述讨论中可能涉及的特定的批评家、文本、时段和地区等细节，将注意力聚焦批评思想和观念本身，因而作者可以在相对抽象的观念层面上，跳跃性地展示批评流派的异同和转变。读者尽可按照艾氏描绘的批评路线图，为书中提及和未提及的批评家和文本找到合适的位置。

“批评理论的总趋向”对欧洲批评理论史中思潮流派的分类基于观念，但毋庸置疑，其结论是历史性的。这不仅因为该章之宗旨是为接下来讨论和定义浪漫主义批评思想搭建平台和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依据“四要素”整理归纳出来的四组极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理论皆为历史的产物，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方能充分显示其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的影响和作用。它们如同四大区块，共同拼构出欧洲文学批评思想史的版图。大致可以这么说：前两种理论，“模仿说”和“实用说”及其相应的批评实践盛行于18世纪末以前，而后两种批评理论中的“表现说”兴于18世纪末，盛于19世纪上半叶，是浪漫时期占据主流的批评思想。后，以文本为中心的“客观说”流行于20世纪上半叶，直至《镜与灯》出版之际，仍然主导着学界解读文学作品的实践。欧洲长达2500多年的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被艾布拉姆斯轻松直观地嵌入“四要素”构成的三角图形中，历史上曾经纷繁混乱的批评思想开始变得井然有序。

毋庸讳言，艾氏的“四要素”也有其局限性。首先，经过如此划分呈现的文学批评思想史固然清晰明了，易懂易记，但终究还是粗线条的速写，不免失之粗疏，必然遗漏省略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因而极有可能将错综复杂的批评思想史简单化。其次，以“四要素”建构的框架带有理论上的预设，而这预设是否可靠，值得深入思考。在“四要素”制约下，四种批评理论倾向或流派似乎只能分别源于其中的某一个要素，否则，便无从获得充分的自我定义和自我实现。例如，“模仿说”只能强调“四要素”中的“世界”，忽略不计其他三要素；“实用说”只关注受众，与其他要素似乎并无实质的关联。如果说以作品文本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即为“客观说”，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已然降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而“模仿说”中的作者，夹在“世界”与“作品”之间，其功能犹如一条通道，毫无能动性创造性可言，这样的“模仿说”岂非更像

“客观说”？读者难免会心生疑虑：一种理论为何不可同时兼顾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要素呢？历史上的批评思想理论流派果真这般整齐划一，以至于史学家可以干净整齐地归类、界定、命名它们？这样分类历史上的理论思潮真能反映无限丰富的批评思想史吗？艾布拉姆斯将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定义为“表现说”，然而，我们知道，华兹华斯在强调诗歌作为诗人自我情感延伸的同时，极为重视诗歌语言和诗歌形式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反复强调外部世界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从未忘却或轻视过文学的巨大的道德作用和社会功能，视诗歌为捍卫人类文明的后防线。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对这些立场和观点都一一做了清晰而有力的表述。华兹华斯的诗论已然如此丰富，考虑到同期其他主要诗人的观点和思想，英国浪漫主义批评思想的实际情况必然更加复杂，岂是简单的“表现说”三个字所能概括？

当然，艾布拉姆斯的目的并非以一种理论概括整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他对“四要素”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在研究写作的实际过程中目睹文学批评思想史研究中的混乱，他感到有必要想象建构一套“既简洁又灵活的参照系”，以直接的方法、明了的语言去讨论涵盖“尽可能多的艺术理论体系”。真实的历史世界里并无先验的研究套路、现成的解读框架，所以，易达至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分类法，便是好的分类法。 艾布拉姆斯从错综复杂的文学批评史中提炼出“四要素”，并作为概念依托和叙述切入点，这看似简单，却是高度抽象和宏观综合的结晶，蕴含着深厚的学养，展现出典型的英美实用主义的研究传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明了直接。果然，以“四要素”观照欧洲批评思想史，迷雾尽散，眼前一片晴朗。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令艾布拉姆斯备感兴奋，多年后，他回忆起当年写作《镜与灯》章的情形，欣喜之情仍溢于言表，“突然间，可以将混乱的批评理论分门别类，而一旦将它们分门别类，就可以看到它们如何彼此相伴而行，如何各自讲述着属于自己那部分的故事”，又如何共同讲述着一个完整的批评史故事。对于在文学思想史的混乱无序中艰难跋涉的读者来说，“四要素”不啻为一把利器，可供他们清除枝蔓缠绕，寻找前行的路径。这篇导论惠及了几代读者，它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颇高，这绝非没有理由。

艾布拉姆斯多次指出，“四要素”服务于《镜与灯》的论述主旨，导论原为辅助性章节，然而，不无讽刺的是，这篇导论的影响超过了《镜与灯》本身，颇有些喧宾夺主的意味。不仅如此，导论被收入多种文学批评文集，成为研习文学理论批评史的重要文本和教材，“四要素”及其相关的四种理论分类也常被误读为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对批评理论历史的解读竟被混淆为原创性批评理论。其实，艾布拉姆斯并未试图提出自己的批评理论，他本人对导论的巨大成功和影响始料未及，喜忧参半。一方面，导论大大提高了《镜与灯》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导论的影响使得这部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学术专著超出了其预设的学术范围和读者群，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削弱了《镜与灯》的理论主旨和学术价值。读者津津乐道“四要素”时，已无暇顾及本书的核心关切，而对浪漫主义诗学无特别专业兴趣的读者读毕导论，似乎没有必要继续研读下面的章节。直到晚年，艾布拉姆斯对《镜与灯》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仍然耿耿于怀，他抱怨道，谈到《镜与灯》，“人们更愿意记得章”，还有就是本书的题目“镜与灯”，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在公共学术空间认真讨论这部专著的核心关切。

二

整理、提炼、描述、定义英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使之获得前所未有的清晰的思想史身份和定位，这是《镜与灯》突出的贡献和成就。本书目的明确，基本论点并不复杂。前面提到，艾布拉姆斯在章导论中将浪漫主义文学思想概括为“表现说”，并声称，“表现说”的出现和兴起深刻改写了西方文艺思想的走向，具有革命性意义。书中接下来的章节便是从不同角度论证充实这一立论。在作者的历史叙事中，由古希腊罗马至18世纪末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西方文艺思想虽有局部个别的调整变动，但总体而言，没有出现过本质性的变革和转型，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他举例说，贺拉斯和约翰逊博士的批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差异，然而“二者在前提、宗旨和方法上的连续性却依稀可辨”（《镜与灯》，第1页）。西方文艺思想史上这种超稳定性结构直至18世纪末才被彻底打破，延续了2000多年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和批评传统戛然而止，带有不同前提和宗旨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取而代之，西方文学批评从此迈入全新的时代。

当然，提出浪漫主义批评理论是欧洲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的宏大观点是一回事，坚实论证并令读者欣然接受这一观点却是另一回事。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诗人、批评家们在思想和审美趣味上到底有何共性？他们与古典诗人、批评家的异同何在？如何在总体上把握描述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体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镜与灯》的论述起点。应该看到，以这类问题为起点同样暗含着一定的理论预设，即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思想是既定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先验”（a historical ）。显然，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中，浪漫主义批评思想成了实实在在的过去，仿佛此时正安静沉睡在历史丛林中的某个角落，后代思想家的任务便是寻找它、发现它、唤醒它。如果幸运的话，思想史家便会很快在历史空间中与它相遇，这时便可轻轻弹拂去它身上堆积的时间尘土，再为它梳洗打扮一番，将它重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然而，文学思想史上的过去，比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聚焦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未必是既定真实的存在，至少应该承认，在《镜与灯》出版之前，浪漫主义批评思想并无相对稳定、清晰可见的形态。当然，这里指出历史上没有稳定的原生态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不等于说历史上从未出现、存在过不同形态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而是为了强调这一基本事实：浪漫主义诗人和批评家们未曾给后人留下他们之间已经形成共识的批评理论体系。在文学线上实践并推动今天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文学的诗人和批评家们并无清晰的组织、统一的理论身份和通用的文学称号，尽管他们可能持有诸多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观点。读者只是在《镜与灯》以及其他研究这段时期文学的学术专著中看到一种特定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轮廓、内容及特征等，特别是在艾氏提出“表现说”后，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才获得了较为清晰的文学史身份，在读者的认知中形成了相对稳定完整的体系。在此意义上说，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在历史上既曾存在过，又不曾有过，既属于传统文艺思想的范畴，也是后代集体建构的结果。《镜与灯》便是这集体建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工程中初的重要成果之一。

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不同于一般正史，关注的对象并非政权更迭、社会转型等问题，而是文学及文学思想内在的发展脉络。韦勒克和沃伦有感于文学史书写之困难，在《文学理论》中反问道：“书写文学史——既是文学的，又是一部历史，这可能吗？”他们认为，“大多数文学史都是社会史，或是以文学作例证的思想史，要不就是基本依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对具体作品的印象和评判”。应该承认，韦勒克和沃伦这里指出的文学史书写社会学化和编年排列化的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那么，应该如何书写介乎存在和不存在、写实和想象之间的文学思想史？书写作为“历史”的文学思想史是否需要特别的概念框架，不同的叙述语言？如何理解历史上文学、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如何确认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这里，重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学史观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些难题。

在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情感结构”论（“Structures of Feeling”）无疑是其创意、富想象力的理论贡献之一，其中蕴含着难能可贵的文学史观。威廉斯指出，小说（或推而广之，文学）不同于正史，是另一种历史，其价值在于记录保存了正史中无法或不愿描述的特定时代的情感经历。伟大小说家必定能敏感把握、准确记录其所处时代的“情感结构”，包括代表性人物某时某地的喜怒哀乐、稍纵即逝的情绪意念、难以形诸语言而意义深刻的情感经历等等。特定时代的情感结构一经文学史家发现、整理、呈现后，便有可能成为独立于正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情感结构”一词是威廉斯的首创，他解释说，“情感”是个人的，具有不稳定偶然的特性，而“结构”正好相反，是相对稳定持久的集体存在，因而，“情感结构”中包含历史经验中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而其内在的理论张力中蕴藏着解读历史的钥匙。已经消失了的时代中的个人的情感活动，必然更为飘忽不定，难以定论，然而，如果从众多同时代文本中发掘整理这类情感的共性，相通的品质，那么个别的情感经验便会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与其他个体情感经验一起共同构成所处时代的“情感结构”，并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存在架构。显然，作为历史形态的 “情感结构”介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类似艾氏在《镜与灯》中讨论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史，特定时代的“情感结构”与特定时代的思想思潮一样，需要后人去发现、整理和重构，并以合适的理论语言展示给读者。当然，威廉斯“情感结构”的原意是用来解读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的文献功能和社会历史价值，但其意义无疑超越了英国小说研究，同样适用于讨论和书写历史上个体和集体的思想活动。如果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思想，那么它必然是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散落保存在那个时代的诗人、批评家、艺术家留下的文字和作品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不仅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开拓者，还有哈兹里特、德昆西、拜伦、雪莱、济慈等一大批年轻一些的诗人、作家和批评家。他们背景不同，经历各异，信念有别，他们的作品形式多样，庞杂繁多，不仅有诗作，还有评论、政论、书信、日记、序言、后记、回忆录等等。几代浪漫派诗人身后留下的文字犹如一座庞大的档案馆、数据库，而要重建浪漫主义的“情感结构”就必须回到这里，由此获取书写历史的材料、观点、文本和个例。准确把握及全面展现这段时期的“情感结构”，不仅需要检视当时已成名的诗人及其作品，还需钩沉被常规历史书写遗漏、忽视、边缘化的文本材料。历史研究必须重启边缘的历史，书写被遗忘的人事、材料、文本等，这是威廉斯“情感结构”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艾布拉姆斯自然极为重视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这些当时已经成名的诗人和批评家，但他也愿意回归文学的原始材料档案馆，徜徉于当时的报章杂志、书札手稿，在鲜为人知的诗人、批评家，甚至无名氏的文字中搜寻采集相关的佐证材料。在这边缘却真实的历史中，作者和读者或许更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的脉搏。艾布拉姆斯学识邃密，对历史文献价值的判断极为敏锐，在原始材料使用上旁征博引，驾轻就熟，达至广度和深度上近乎完美的平衡，展示出高超的提炼升华历史素材的手段。《镜与灯》所引证的材料（包括文本和观点）皆为真实的历史材料，然而，如前所述，本书重点叙述的那段由“镜”向“灯”转变的思想史却不必是既定的存在，而是作者基于历史材料对那段时期可能出现或存在过的文学思想的想象和重建。想象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而书写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解读历史的过程。《镜与灯》出版后，这段英国文学思想史上曾经的千丝万缕，烦冗芜杂，开始变得有条不紊，先后有序，渐渐显现出种种内在联系，置身其中的诗人、批评家们展示出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倾向和趣味，浪漫主义批评思想因此有了可以让读者把握的具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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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是现代文学理论的扛鼎之作。问世六十多年来，依然以其理论的前沿性和逻辑的对当代学者产生着巨大影响。本书着重讨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整理、叙述、建构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不仅提供了认识解读这一文学运动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语言，同时扩展深化了读者对总体文学现象的认识，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一个总结和回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另外，艾布拉姆斯还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世界、艺术家、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