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文学回忆录 四十年文学经历创作生涯散文随笔集录文学自传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叶兆言文学回忆录》是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梳理近四十年的文学生涯，自述文学经历、回忆创作历程、思考文学命题等各类文章合集。作为文化世家之后，叶兆言耳闻目睹祖父辈们的故交挚友之情，见证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文学史上的逸闻趣事于他而言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浸入到日常的生活。书中收录的回忆性散文，既是作家成长、成名之路的剪影，又夹杂着深入浅出的学理，读来朴实又香醇动人。

自  述

003 我的大学梦

008 陈先生治学有方

013 创刊与择业

018 写小说是孤军奋战

023 漫谈现代文学

028 “追星”外国文学

033 有多少书可以重读

038 诺贝尔文学奖之“痒”

042 “触电”，看上去很美

047 我的写作癖

052 家庭对我的重要性

056 作家永远是单数

回  眸

063 纪念父亲叶至诚

085 祖父叶圣陶二题

090 像章引起的话题

094 藏书状元门下

099 家学渊源

101 借书满架

103 人，岁月，生活

123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136 “小资产阶级”

139 没有文学的少年

141 作文经历

144 文学的美好时代

161 名与身随

166 爱好摄影的年代

168 对《雨花》的一次回首

前  辈

179 父亲和方之的友谊

187 回忆高晓声与汪曾祺

211 记忆中的林斤澜和陆文夫

231 看望朱自清夫人

233 前辈作家的教诲

杂  感

237 初的小说

239 两件得意的事

241 被“包养”的作家

243 命题的作文

245 砚田的收入

247 革命性的灰烬

262 不喜欢屈原的理由

264 皇帝跑哪去了

266 三次中学讲课记忆

268 八十年代的文学热

272 也谈经典

274 不得不再说的经典

276 各人自扫门前雪

279 报纸上的文章

我与外国文学

283 外国文学这个月亮

294 难忘雨果

309 关于海明威的问答

316 关于略萨的话题

323 去见奈保尔

讲演录

329 文学与学问——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讲演

341 文学是痛，文学是善——一次文学讲座上的发言

350 困学乃足成仁——青年作家读书班上的讲话

363 率真未必尽善——“思想改变世界”论坛的讲稿

375 附录  叶兆言著作年表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有《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有《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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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永远是单数

有一段时间，我很关心文坛，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研究生刚毕业，在出版社当文学编辑，这种关心与职业有关。除了这一特定时间，无论读本科，还是读研究生，当代文坛基本与我无关。

换句话说，我一直不太关心当代的创作，虽然我早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了，但这完全是独立的行为。当了编辑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当代作家，那段时间看了不少作品，对当代走红的作家开始有一些初步印象。八十年代中期我对两个作家的印象比较深，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莫言。阿城的《棋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喜欢阿城小说精致的那一面，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他文字的精致，不光是小说，小说之外的文字也很精致，精致一直是我很向往的。与阿城的精致完全相反，莫言是八十年代的作家中创造力的作家。这特别令人向往，我一直觉得小说中应该表现出这种力度。莫言的中篇小说《爆炸》我看了好几遍，到现在有些情节仍然记忆犹新，一个男人为了离婚，带他的老婆去打胎，写得很奇妙。还有《欢乐》也很不错，不管是用词还是其他，都非常放松，极度放松。那种旺盛的精力，那种按捺不住，和精致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是相反的。阿城是拼命地节制，莫言是拼命地放纵。我觉得写作总是在两极上比较愉快。反正两人的长处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自己能有莫言的放纵，就像希望能有阿城的精致一样。

余华和格非我很熟悉，当然熟悉的是苏童。这几个人彼此都是好朋友，同时还有个特点，地理上的“吴越”可以把他们都包含进去。格非是镇江人，苏童是苏州人，余华是海宁人，都在长江下游这一小块地方，大家生长的环境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有非常相近的地域文化背景。还有一点，走上文坛的时间也差不多，评论家常常有意无意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说事。

作家都应该是一个人，作家永远是单数。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靠和另外几个作家名字联在一起而存在，那是件很煞风景的事。我愿意提起他们，并不是这几个人名字常被放在一起，我想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些接触之后，我们发现彼此在为人和性格上都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文学趣味、文学观念上的志同道合，如果我不喜欢他们的作品，所谓的友谊便会大打折扣。

我和余华次见面很有趣。那次是和苏童一起，与余华约好了在上海车站碰头，然后去见一个台湾的出版商。苏童此前和余华见过一次面，印象不是很深，而我是根本没见过。苏童印象中的余华，只是“个子不太高”，上海火车站人海茫茫，“个子不太高”的人太多了，结果我们站在那儿，一旦看到有点“形迹可疑”的，就冒冒失失地喊一声：“余华！”喊了一次又一次，前后总有一个小时，被喊的人没一个有反应，后觉得这种做法太蠢了，只好放弃。

我们直接去了台湾人住的酒店，在酒店门口，正巧碰上余华。我们做的件事，就是向他描述刚刚在火车站的愚蠢行为，大家傻笑了半天。

其实余华也有糊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给苏童打电话，经常串到我这边来，总是一开口：“苏童——”，我说我不是苏童啊，那边就说：“噢，兆言，兆言，我又打错了。又打到你这儿来了。”然后就是一连串的笑声，大约号码本上我和苏童写在一起，他老拨错。

有时你想见一个人，有时不想见一个人，实际上是有先入之见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些话用不着多说。举个例子，父亲去世后，我写了篇散文《纪念》，余华看到后立刻给我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就一两句话，大意是文章写得真好，可惜太短了。信很短，就一句话，非常简短的一句话，但是你能感觉到他要表达的意思。说“知音”这类的话太俗气，但是确实有“心有灵犀”的感觉。许多事情尽在不言之中，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过所谓的“畅谈”，比如谈小说如何如何，好像作家同行在一起，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关系，也很少在一起议论文学。碰了面都不知谈了些什么，话似乎也说了不少，但也没什么要紧的。至少从我这一方面讲，能有这样一个朋友，挺好。

这些关系比较近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也是看的。余华的东西出来了，总得看看，看了也就看了，其实以后碰在一起，未必会和余华谈他的小说。拿到苏童和格非的作品也是一样，我都会翻翻，就算是对朋友致敬吧。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是我读得认真的，那时我正好比较闲，好像是刚完成一部长篇。有时候我正忙着，杂志上有他们的东西，也就马马虎虎地看几眼。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其实看得非常少，尤其是真的以作家为职业以后。看得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我平常的阅读量很大，小说甚至文学只是我阅读的一小部分。

我想余华是这几人当中聪明的一个。吴越有别，越人和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我曾经跟苏童开玩笑说，如果是战争年代，余华也许能成为一个将军，如果下海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商人，我们这几人中大概也只有他能下海。他的聪明绝不是其他几个人能望其项背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下棋，我们有次去海南，他和王干下围棋，王干那段时间下棋很认真，不时看看棋谱，自我感觉颇好。一盘棋下来，王干赢了，连声说余华不行，水平相差太远，没办法跟他下。

余华红着脸一声不吭，接着下第二盘和第三盘，居然就把王干打败了。王干输得没脾气，说余华太厉害，下围棋现学，棋艺长进那么 快，实在少有。

认识格非似乎还在认识余华之前，是一起到山东去领奖。他是半夜到的，在车站的草地上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才赶到宾馆来。因此，我们见到他时是一副狼狈憔悴的样子。我和格非见面的次数很多，主要是开笔会。有一次，一个月内竟然连碰三次面，见了面彼此都觉好笑，都说，又碰到了，都烦了。如果我们四人同时都参加某个会，通常是苏童和我一个房间，余华和格非一个房间。

说到小说反响，有人缘的当然要数苏童。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电影，虽说电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我想这与他小说的抒情性有很大关系。苏童的小说通常是抒情的，尤其是短篇，那种童年视角，那种纯真。苏童的纯真和余华不一样，余华的“真”很冷酷，甚至是残酷。苏童的小说却是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少年，带点梦幻色彩看世界。我对苏童曾有过一个形容，他的故事五颜六色地镶在玻璃球里面，你看得很清楚，想接近却接近不了，玻璃球在转动，里面的色彩便跟着变化。所以苏童的小说很有魅力，这两年余华的小说也开始火爆起来，从商业角度来讲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就人缘而言，至多就和苏童打个平手。

如果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作家构成一个代的概念，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那一代作家相比，做一个整体评价的话，我觉得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文体、小说语言，都有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普遍水准的提高，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

所以今天的作家既幸运也很不幸。像吴组缃那样的文字，在三十年代很出众，摆在今天不说寻常，起码是不难得。普遍水准高了，有突破的作家也就相对减少。不管怎么说，现代汉语已经进步了，有些老作家讲年轻作家的文字基本功不好，我不知道这是针对什么而言，如果是指小说语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实的评价。

对当代的作家而言，文字技巧已不是大问题。说谁语言好，不能算是好的评价。我们这一代作家面临的难题，是还能写出什么新的玩意来，是还能无中生有制造出什么东西，关键只是在这里。文学说到底，是看创造力。

200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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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起被打成“右派”，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为了虚荣，向好友借了一串金刚钻项链参加舞会，结果将项链弄丢了，为了赔偿，她经受了长期的痛苦生活，临了却发现那不过是一串不值钱的假项链。故事的精华在于，这些痛苦其实是无须经受的，它消耗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来得有些不明不白。父亲看到别人眉飞色舞地吹嘘自己的“右派”经历，便忍不住要摇头。他不明白某些人为什么要睁着眼晴说瞎话，毫无疑问，“右派”中是有几位特别精英的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但是大多数“右派”是为了一串假项链，做出了无谓的牺牲。面对如此痛苦的经历，说无怨无悔，实在是太离谱。

“右派”在电影、电视上成了完美的英雄人物，有好女人爱他们，有明辨事理的老百姓关心他们。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被掩盖了，那就是因为现实社会的变态，有些“右派”的心灵被扭曲了，撕裂了。他们中间有的人干脆成了“疯狗”，疯狂地“咬”别人，自己蒙冤，便希望别人也蒙冤；自己吃了苦头，就恨不得天下人都吃苦。道德水准极大地下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改正了，有的人会以让人吃惊的速度堕落。有些“右派”掌了权，比“左派”更“左”，比当年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更狠。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右派”不但被别人歧视，更可悲的是自己也歧视自己。对于“右派”分子来说，悲哀莫过于觉得自己有罪，觉得自己十恶不赦。在一些宗教中，原罪的观点有助于人们进行反思，但是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这一点含糊不得，“右派”的原罪是一个巨大的真实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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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分享：人生阅历与阅读经验相互映照，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也因此饱含温情

书摘插图

作家永远是单数

有一段时间，我很关心文坛，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研究生刚毕业，在出版社当文学编辑，这种关心与职业有关。除了这一特定时间，无论读本科，还是读研究生，当代文坛基本与我无关。

换句话说，我一直不太关心当代的创作，虽然我早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了，但这完全是独立的行为。当了编辑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当代作家，那段时间看了不少作品，对当代走红的作家开始有一些初步印象。八十年代中期我对两个作家的印象比较深，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莫言。阿城的《棋王》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喜欢阿城小说精致的那一面，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他文字的精致，不光是小说，小说之外的文字也很精致，精致一直是我很向往的。与阿城的精致完全相反，莫言是八十年代的作家中创造力的作家。这特别令人向往，我一直觉得小说中应该表现出这种力度。莫言的中篇小说《爆炸》我看了好几遍，到现在有些情节仍然记忆犹新，一个男人为了离婚，带他的老婆去打胎，写得很奇妙。还有《欢乐》也很不错，不管是用词还是其他，都非常放松，极度放松。那种旺盛的精力，那种按捺不住，和精致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是相反的。阿城是拼命地节制，莫言是拼命地放纵。我觉得写作总是在两极上比较愉快。反正两人的长处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自己能有莫言的放纵，就像希望能有阿城的精致一样。

余华和格非我很熟悉，当然熟悉的是苏童。这几个人彼此都是好朋友，同时还有个特点，地理上的“吴越”可以把他们都包含进去。格非是镇江人，苏童是苏州人，余华是海宁人，都在长江下游这一小块地方，大家生长的环境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有非常相近的地域文化背景。还有一点，走上文坛的时间也差不多，评论家常常有意无意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说事。

作家都应该是一个人，作家永远是单数。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靠和另外几个作家名字联在一起而存在，那是件很煞风景的事。我愿意提起他们，并不是这几个人名字常被放在一起，我想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些接触之后，我们发现彼此在为人和性格上都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文学趣味、文学观念上的志同道合，如果我不喜欢他们的作品，所谓的友谊便会大打折扣。

我和余华次见面很有趣。那次是和苏童一起，与余华约好了在上海车站碰头，然后去见一个台湾的出版商。苏童此前和余华见过一次面，印象不是很深，而我是根本没见过。苏童印象中的余华，只是“个子不太高”，上海火车站人海茫茫，“个子不太高”的人太多了，结果我们站在那儿，一旦看到有点“形迹可疑”的，就冒冒失失地喊一声：“余华！”喊了一次又一次，前后总有一个小时，被喊的人没一个有反应，后觉得这种做法太蠢了，只好放弃。

我们直接去了台湾人住的酒店，在酒店门口，正巧碰上余华。我们做的件事，就是向他描述刚刚在火车站的愚蠢行为，大家傻笑了半天。

其实余华也有糊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给苏童打电话，经常串到我这边来，总是一开口：“苏童——”，我说我不是苏童啊，那边就说：“噢，兆言，兆言，我又打错了。又打到你这儿来了。”然后就是一连串的笑声，大约号码本上我和苏童写在一起，他老拨错。

有时你想见一个人，有时不想见一个人，实际上是有先入之见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些话用不着多说。举个例子，父亲去世后，我写了篇散文《纪念》，余华看到后立刻给我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就一两句话，大意是文章写得真好，可惜太短了。信很短，就一句话，非常简短的一句话，但是你能感觉到他要表达的意思。说“知音”这类的话太俗气，但是确实有“心有灵犀”的感觉。许多事情尽在不言之中，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过所谓的“畅谈”，比如谈小说如何如何，好像作家同行在一起，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关系，也很少在一起议论文学。碰了面都不知谈了些什么，话似乎也说了不少，但也没什么要紧的。至少从我这一方面讲，能有这样一个朋友，挺好。

这些关系比较近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也是看的。余华的东西出来了，总得看看，看了也就看了，其实以后碰在一起，未必会和余华谈他的小说。拿到苏童和格非的作品也是一样，我都会翻翻，就算是对朋友致敬吧。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是我读得认真的，那时我正好比较闲，好像是刚完成一部长篇。有时候我正忙着，杂志上有他们的东西，也就马马虎虎地看几眼。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其实看得非常少，尤其是真的以作家为职业以后。看得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我平常的阅读量很大，小说甚至文学只是我阅读的一小部分。

我想余华是这几人当中聪明的一个。吴越有别，越人和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我曾经跟苏童开玩笑说，如果是战争年代，余华也许能成为一个将军，如果下海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商人，我们这几人中大概也只有他能下海。他的聪明绝不是其他几个人能望其项背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下棋，我们有次去海南，他和王干下围棋，王干那段时间下棋很认真，不时看看棋谱，自我感觉颇好。一盘棋下来，王干赢了，连声说余华不行，水平相差太远，没办法跟他下。

余华红着脸一声不吭，接着下第二盘和第三盘，居然就把王干打败了。王干输得没脾气，说余华太厉害，下围棋现学，棋艺长进那么 快，实在少有。

认识格非似乎还在认识余华之前，是一起到山东去领奖。他是半夜到的，在车站的草地上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才赶到宾馆来。因此，我们见到他时是一副狼狈憔悴的样子。我和格非见面的次数很多，主要是开笔会。有一次，一个月内竟然连碰三次面，见了面彼此都觉好笑，都说，又碰到了，都烦了。如果我们四人同时都参加某个会，通常是苏童和我一个房间，余华和格非一个房间。

说到小说反响，有人缘的当然要数苏童。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电影，虽说电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我想这与他小说的抒情性有很大关系。苏童的小说通常是抒情的，尤其是短篇，那种童年视角，那种纯真。苏童的纯真和余华不一样，余华的“真”很冷酷，甚至是残酷。苏童的小说却是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少年，带点梦幻色彩看世界。我对苏童曾有过一个形容，他的故事五颜六色地镶在玻璃球里面，你看得很清楚，想接近却接近不了，玻璃球在转动，里面的色彩便跟着变化。所以苏童的小说很有魅力，这两年余华的小说也开始火爆起来，从商业角度来讲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就人缘而言，至多就和苏童打个平手。

如果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作家构成一个代的概念，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那一代作家相比，做一个整体评价的话，我觉得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文体、小说语言，都有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普遍水准的提高，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

所以今天的作家既幸运也很不幸。像吴组缃那样的文字，在三十年代很出众，摆在今天不说寻常，起码是不难得。普遍水准高了，有突破的作家也就相对减少。不管怎么说，现代汉语已经进步了，有些老作家讲年轻作家的文字基本功不好，我不知道这是针对什么而言，如果是指小说语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实的评价。

对当代的作家而言，文字技巧已不是大问题。说谁语言好，不能算是好的评价。我们这一代作家面临的难题，是还能写出什么新的玩意来，是还能无中生有制造出什么东西，关键只是在这里。文学说到底，是看创造力。

2000年7月15日

书籍介绍

《叶兆言文学回忆录》是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梳理近四十年的文学生涯，自述文学经历、回忆创作历程、思考文学命题等各类文章合集。作为文化世家之后，叶兆言耳闻目睹祖父辈们的故交挚友之情，见证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文学史上的逸闻趣事于他而言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浸入到日常的生活。书中收录的回忆性散文，既是作家成长、成名之路的剪影，又夹杂着深入浅出的学理，读来朴实又香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