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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写的是民国时期的“北漂”青年、人力车夫祥子，一直梦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经过三年的奋斗，他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车，可是在现实中，他一次次失去，很终梦想落空。随着红颜知己的死去，他的精神世界有效崩溃，很终他变成了一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骆驼祥子》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骆驼祥子》具有浓厚的京腔京味，是老舍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目前的一座丰碑。

骆驼祥子

附录：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赴英国。1930年回国，历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1936年发表的《骆驼祥子》，表现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奋斗与挣扎，为现代文学目前杰出作品之一。1950年创作话剧《龙须沟》，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称号。1957年写作《茶馆》，为新中国成立后杰出话剧作品之一。著述丰富，善于刻画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心理，同时也努力表现时代前进的步伐；文笔生动、幽默，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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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懒，能使人脾气大。祥子现在知道怎样对人瞪眼。对车座儿，对巡警，对任何人，他决定不再老老实实的敷衍。当他勤苦卖力的时候，他没得到过公道。现在，他知道自己的汗是怎样的宝贵，能少出一滴便少出一滴；有人要占他的便宜，休想。随便的把车放下，他懒得再动，不管那是该放车的地方不是。巡警过来干涉，他动嘴不动身子，能延宕一会儿便多停一会儿。赶到看见非把车挪开不可了，他的嘴更不能闲着，他会骂。巡警要是不肯挨骂，那么，打一场也没什么，好在祥子知道自己的力气大，先把巡警揍了，再去坐狱也不吃亏。在打架的时候，他又觉出自己的力气与本事，把力气都砸在别人的肉上，他见了光明，太阳好像特别的亮起来。攒着自己的力气好预备打架，他以前连想也没想到过，现在居然成为事实了，而且是件可以使他心中痛快一会儿的事；想起来，多么好笑呢！

不要说是个赤手空拳的巡警，就是那满街横行的汽车，他也不怕。汽车迎头来了，卷起地上所有的灰土，祥子不躲，不论汽车的喇叭怎样的响，不管坐车的怎样着急。汽车也没了法，只好放慢了速度。它慢了，祥子也躲开了，少吃许多尘土。汽车要是由后边来，他也用这一招。他算清楚了，反正汽车不敢伤人，那么为什么老早的躲开，好教它把尘土都带起来呢？巡警是专为给汽车开道的，唯恐它跑得不快与带起来的尘土不多，祥子不是巡警，就不许汽车横行。在...

最大的损失是被雨水激病。他们连孩子带大人都一天到晚在街上找生意，而夏天的暴雨随时能浇在他们的头上。他们都是卖力气挣钱，老是一身热汗，而北方的暴雨是那么急，那么凉，有时夹着核桃大的冰雹；冰凉的雨点，打在那开张着的汗毛眼上，至少教他们躺在炕上，发一两天烧。孩子病了，没钱卖药；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与高粱，可是也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大人们病了，就更了不得；雨后，诗人们吟咏着荷珠与双虹；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一场雨，也许多添妓女或小贼，多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

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个极大极细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

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前言

《骆驼祥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部经典长篇    傅光明老舍写作上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有时到了成也幽默，败也幽默的程度。“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联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些，我觉得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是并不把自己除外。”我感觉，老舍的“喜剧式”幽默运用在散文里，是成功的，那是一种蕴满了灵性的智慧里的俏皮与诙谐，而一旦到了小说中，特别是早期创作，就使作品的张力有所消解。老舍“极喜欢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但他从来不看低幽默，因为像“英国的狄更斯……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难得的是，老舍清醒认识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来是一样的。”因此，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到位时，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单就幽默来说，“一味幽默”的“毛病”没有了，而是“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它（《骆驼祥子》）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另外，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到《骆驼祥子》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无自得地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关于如何写起小说，老舍曾自谦说，最初是抱着“写着玩玩”的心态。那时，他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只好“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特别是人物描写上，有明显漫画化的趋向。这在他最早的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中，多有体征。甚至“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不过，撇开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不谈，单论以纯熟的京白写小说，老舍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20年代优选的北京口语教本了。直到今天，那里纯粹却略有失纯净高贵的京腔韵致，依然会从许多老北京人的嘴里不经意地飘出来。我想可以说，老舍以书面的形式提纯了许多北京人口语的日常表达，而北京人许多约定俗成的大白话又一经老舍的点拨，也变得有了文化。老舍的特色绝不仅仅在于他的“京味儿”，他的文学包含了“京味儿”，而“京味儿”却远不能涵盖他的文学。在这点上，老舍是有意效仿他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但丁。但丁以前的文艺是用古拉丁文写成，而《神曲》这部“世界上伟大的长诗”“则是用纯粹意大利白话写成的。——单就他替西洋文艺苑开辟一块灵的文学的新园地的这一点来说，也就够显出他的伟大了。”所以，老舍也刻意要用“白话”替中国现代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也许因为老舍前期创作在语言上过分强调保持生活化口语的原汁原味，而使一些批评家在几十年之后仍觉得他是贪呈口舌之快，难免显出北京人特有的“贫嘴”，相对缺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风的严谨讲究。其实，老舍从一开始就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写《老张的哲学》时，因明显感到“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到写《赵子曰》时，虽然“老赵”是“老张”的尾巴，“简直没有多少事实，而只有些可笑的体态，像些滑稽舞”。但他已有意力图使文字变得“挺拔利落。”“赵子曰之所以为赵子曰，一半是因为我立意要幽默，一半是因为我是个看戏的。……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显而易见，老舍是有意识地尝试用“顶俗浅白的字”造出“物境之美”，“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他追求文字要有“澄清如无波的湖水”般的“平易”，但这“平易”又须不是死水般的凝寂，而要“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 老舍自认《二马》要比《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细腻”，但只有到了写《骆驼祥子》、《离婚》、《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时，创作上经过了“长时间的培养”，他才觉有了“把一件复杂的事翻过来掉过去的调动”的本事，对要写的人和事更是烂熟于心，何况是从长故事里“抽出一节来写个短篇，就必定成功，因为一下笔就是地方，准确产生调匀之美。”从《大明湖》里抽出而成的《月牙儿》就典型体现着老舍小说形式上的诗意、成熟与艺术思想上的扎实、深邃。或者说，是思想的精进使他的语言更加有内蕴的劲道和张力，也使他的幽默风格有了变化。《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正红旗下》无不如此。那么，《骆驼祥子》是如何诞生的呢？说起来倒也简单：1936春的一天，老舍已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家中寓所专事写作，“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于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老舍“入迷似的收集材料”，调动起他“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写出了他自己仍还觉得是“那么简陋寒酸”的文学名著《骆驼祥子》。正像他后来的话剧《茶馆》是通过一个“小茶馆”观照一个“大社会”一样，《骆驼祥子》也是试图以描写一个洋车夫的遭遇反映整个的劳苦社会。经过10年的创作实践与摸索，此时的老舍对创作意图的宏大构思和题材结构的调布已经是得心应手。他只需在书房对着窗，点燃一支烟，人物的命运遭际便随着那烟雾升腾、立体、鲜活起来。老舍在小说中即暗示性地挑明，“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祥子只想通过一门心思拉车，以期改变自身境遇，能独立、自由而体面地生存下去，却始终摆不脱命运的捉弄，生活的理想一次次破灭，而在人间的活地狱里堕落，成了“文化之城”里的“走兽”；小福子为能撑起一个家，忍着泪，靠把青春的肉体出卖给男人，来养活家里的老少三个男人——父亲和两个弟弟，最后自杀；即便是“诱骗”了祥子的虎妞，命也是苦的。这些带着古希腊悲剧特征的人类悲剧的宿命“现象”，自然都是老舍所说的“愚蠢与残忍”。但原因何在？老舍说祥子“生不逢时”。这个“罪”即在一个“时”字上了：战乱祸患，民必不聊生。单靠祥子和小福子式的个人奋斗、挣扎，没有出路；国泰才能民安，祥子们也才能“逢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老舍没有答案！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为自己写过这样一个祥子感到“非常惭愧”，“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1950年8月20日老舍在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老舍选集〉自序》中“自我检讨”，当时写《骆驼祥子》，“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去的一大段删去。）我管他叫‘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以对。”怎么办呢？删改！老舍对作品的删改分两种，一是剔除外科“硬伤”，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修订版的《骆驼祥子》，便将虎妞勾引祥子等与性事相关的四处描写删除，直到1999年老舍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卷本《老舍全集》时，仍未将描写妓女“白面口袋”等“不大洁净的语言”补上。二是切掉内科“肿瘤”，至于手术的内科部分，比如第23章，当祥子从“白面口袋”嘴里得知小福子逃出妓院，上吊自杀，最后的一点希望都破碎了。老舍此处删去了凸显祥子最后堕落至悲剧命运的一长段文字：“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可这才真的是祥子！除此之外，老舍意识到“革命者”阮明这个形象容易引起误解，遂将描写阮明活动的情节全部割除。然而，有意思的是，《骆驼祥子》的最早修改者，不是老舍本人。1945年，《骆驼祥子》在纽约译成英文出版。“译笔不错，但将末段删去，把悲剧的下场改为大团圆，以便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译本的结局是祥子与小福子都没有死，而是由祥子把小福子从白房子中抢出来，皆大欢喜。”但这种删改，美国译者伊文·金并未事先征得老舍的同意，等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时，《骆驼祥子》已成为畅销书，“就无法再照原文改正了。”可以用一句玩笑话说，这个英译本里幸福的“洋祥子”是伊文·金的，不是老舍的。老舍是把自己喻为“文牛”的写家，他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哪怕每天能写一点，就有自由；什么也没的写了，他“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他“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可作为“写家”，他又一直天真地梦想着“梦想的文艺”——“在那个世界里，文艺将是讲的真理的，既不忌讳什么而吞吞吐吐，也不因遵守标语口号而把某一帮一行的片面，当作真理。那时侯，我的笔下对真理负责，而不帮着张三或李四去辩论是非曲直。”作为小说家，老舍因写了《骆驼祥子》而不朽。    2017年8月

书籍介绍

《骆驼祥子》写的是民国时期的“北漂”青年、人力车夫祥子，一直梦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经过三年的奋斗，他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车，可是在现实中，他一次次失去，最终梦想落空。随着红颜知己的死去，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最终他变成了一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骆驼祥子》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骆驼祥子》具有浓厚的京腔京味，是老舍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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