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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起，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二、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三、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四、三点政策思考

第二篇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两次危机比较

二、判断和结论

三、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篇从货币金融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危机背景与演变过程比较

二、危机爆发原因比较

三、危机应对及效果比较

四、危机对金融改革影响的比较

五、几点启示

六、政策建议

第四篇从金融监管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金融体系和危机演变机制比较

二、金融危机原因比较

三、危机应对与金融监管改革

四、基本结论和启示

第五篇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两次危机的时代背景

二、两次危机演变过程和政策应对比较

三、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比较

四、两次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治理的影响比较

五、两次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第六篇从宏观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国外学者关于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综述

二、关于两次大危机的背景、成因、过程、应对及影响的对比分析

三、两次大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重要启示

第七篇从微观机制视角看两次危机

一、引言

二、两次危机的背景及演化

三、金融危机的微观机制分析

四、当前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与隐忧

五、结论和建议

后记

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出生于北京。2003年3月至今，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面工作。2011年3月起，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2001年至2003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此前曾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多次参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

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发起和主持人，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在美国哈佛大学和Setonhall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MP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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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雒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该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用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的...

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是国民素质和文化。从两次危机美国的情况看，大萧条前10年的繁荣时代，对物质“成功”的膜拜大行其道，美国立国之初形成的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快富的社会浮躁心态。二战后美国经济迸发的活力同其昂扬的企业家精神有关，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年轻人希望成为金融家、食利者，赚容易钱、赚快钱，企业家精神受到影响，科技人才培养后继无人，导致技术创新能力削弱，产业转型升级停滞。南欧国家在这次危机中的境况同西北欧国家的差别，也同这些国家安于现状、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国民性密切相关。

国民文化素质是一国竞争力的内核，在我国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认识究し艰黄业头是防范危机的根本，安于享乐、不劳而获、快速致富是危机孕育的最佳土壤，要在全社会和企业中倡导持之以恒、敬业勤勉、不骄不躁、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文化，建立以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和做贡献为荣的舆论导向和激励机制。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的熬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的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的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 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本次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国过度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这一模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増长过度依赖消费，二是出口导向型新兴经体（包括中国）增长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危机后，美国必须经历再平衡整，将负储蓄率逐步提高，并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在减少贸易逆差的前提下，调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保现有储蓄率而着力扩大国内投资，另一种是降低储蓄率扩大国内消费。短期保增长的角度来看，近期应选择前一种调整；而从长期发展来看，要进行第二种调整，为此必须做好制度与政策准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所有货币发行均失去了固定的基准，成为纯粹的信用发行，由于发行国自身政策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国际贸易、投资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造成国际货币体系内的不稳定。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且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无质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

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用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

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议平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的上升和股市的楽住往带来一次假复苏但根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

人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则向外部转移

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

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的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

书籍介绍

2010年起，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