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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内容则力求通俗易懂，结合现实生活，挖掘古代经典的当代意义，拉近经典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传记体史书，全书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记载了从王莽末年起至汉献帝之间约二百年的历史。其价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也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后汉书》导读

纪

　光武帝纪

　和熹邓皇后纪

传

　隗嚣列传

　寇恂列传

　冯异列传

　马援列传

　梁冀列传

　班超列传

　杨震列传

　党锢列传序

　董卓列传

　董宣列传

　宦者列传序

　范式列传

　严光列传

　乐羊子妻列传

志

　五行志（一）

附录

　《后汉书》全书目录

　名句索引

马彪

　　历史学博士。1987年至1995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5年至2002年先后任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外国人研究员，2002年起任日本国立山口大学人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教授至今。

　　研究专业：秦汉史。代表著作：《秦汉豪族社会研究》、《秦帝国の領土経営：雲夢龍崗秦簡と始皇帝の禁苑》。其他译著、编著、合著十余部，论文近百篇。先后主持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云梦龙岗秦简》注释所进行的秦史再构成研究”（「雲夢龍崗秦簡」の注釈による秦史の再構成に関する研究）、“根据出土文字、发掘资料所进行的秦王朝各地禁苑的分布、构造及意义研究”（出土文字発掘資料による秦王朝各地方における禁苑の分佈構造及び意義に関する研究）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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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导读

　　『前四史』中成书晚而颇多创新的《后汉书》

　　马彪

　　如果拿一本《后汉书》去问中小学生：你读过这本书吗？回答大概多是：没有！但如果问：你知道东汉有位不屈服权贵的“强项令”董宣，还有位“暮夜却金”的廉洁大臣杨震吗？十有八九的回答是：那谁不知道呀！教科书里读到过。其实，他们“读到过”的课文就出自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范晔的《后汉书》。

　　《后汉书》虽为私家修史却被列入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虽然所谓“前四史”说起来都算是私修国史，班固因此还遭诉讼坐过牢狱，但毕竟司马迁是太史令，班固是兰台令史，陈寿是著作郎，他们修国史都是有朝廷许可证的。然而范晔就不同了，据《宋书范晔传》载：“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用今天的话说，范晔不过一介业余作家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业余”有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后汉书》终能超越“规范”，具有使人耳目一新之独创性的原因虽然可能很多，但其中作者非官方修史者的身份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无论如何，《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记载了从王莽末年至汉献帝之间约二百年的历史。其价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也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一、《后汉书》的作者究竟是谁

　　经常有学生提出《后汉书》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我回答：范晔、司马彪。《后汉书》的纪、列传是南朝刘宋范晔（三九八至四四五）所撰，八志是晋朝司马彪（？至三〇六）所撰。两位作者相距近百年，所以他们虽是作者但不是同时代的合作者。

　　实际情况是先有司马彪所撰《续汉书》八十篇，这是一部“通综上下，旁贯庶事”（《晋书司马彪传》），纪、志、传俱全的东汉史。自此一百多年之后才有了范晔的《后汉书》，由于此书尚未完成时作者去世，所以书中只完成了纪、传而缺少志。又过了五六十年，梁朝刘昭见范书缺志，就抽取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此说虽见于范晔《后汉书》南宋绍兴刻本，但不见于《梁书》本传。无论如何，刘昭的“以合范史”之举充其量是个人行为，“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又过了近一千年，在北宋时才有人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与范晔《后汉书》的纪、传九十卷合刊，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

　　必须指出，常见的那种所谓司马彪“续作八志”的说法，以及自刘昭开始“范书”已与司马彪“志”合成一书的观点都是误解。

　　由此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史记》、《汉书》同样也是多位作者撰写，为何只提司马迁、班固呢？回答是：因为那是家学著作，撰述人是合作者关系，他们在共同认可的宗旨、编纂原则框架之下从事的是集体创作，所以确实存在一个“主创人”。但是，《后汉书》的两位作者并非如此。准确地说，此书的作者是范晔，第二作者是司马彪。

　　范晔出身于南朝刘宋时期的官宦士族，一族从高祖、曾祖、祖父至父亲，累世为州刺史、郡太守二千石高官。范氏还是当时的文学名族，祖父范宁曾撰著《古文尚书舜典》、《尚书注》、《礼杂问》、《文集》、《谷梁集解》（后来成为《十三经注疏谷梁传注疏》的底本）等，父亲范泰曾任东晋朝的国子博士，也有《古今善言》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影响，范晔自幼聪颖好学，年轻时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闻名。范晔年轻时也曾致力于仕途，二十七岁时官场失足被左迁为宣城太守时才业余修史，目的在于“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而著《后汉书》（《宋书》本传）。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范晔因牵涉谋立彭城王刘义康案被杀，当时《后汉书》志稿尚未完成。

　　司马彪出身于西晋诸侯王族，是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司马懿六弟司马进的孙子。他因“薄行”不得为嗣，因此折节改志，闭门读书。晋武帝时任秘书郎、秘书丞、散骑侍郎等职。司马彪鉴于汉室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另有《九州春秋》、《庄子注》、《兵记》、《文集》多种，均逸。

　　范晔《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因其魅力不及范书而逐渐被淘汰，唯有八篇“志”因被补入范书而保留了下来。在此，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为何距东汉未远的晋人司马彪的作品，反而不敌写成于此后近百年的范书呢？其中固然有作者个人素养因素，然而这百年之中史书飞跃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史书大发展时期成书之《后汉书》

　　与《续汉书》相比，《后汉书》为何后来居上？答案在于范晔《后汉书》创立了新的史料编纂手法，从而创立了新史学。这里所说的手法，被他本人描述为：“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宋书》本传）意思是说：史料不必引用很多，如能使人见到文章完全有所了解的话，就达到目的了。其中所谓的“事”与“文”，也就是上面所引“因事就卷内发论”的“事”与“论”，即史料与史论。

　　史料“不必多”，即对史料要删繁就简。他的这种做法受到唐人刘知几《史通》的赞赏：“范晔之删《后书》也，简而易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史料“不必多”还能使人“见文得尽”，可见此“文”必非同凡响，即见史识功底之“论”。其实此所谓“文”、“论”，即范晔本人为得意的论赞和诸序。他对前人撰史的“著述及评论”很不满意，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相反，对自己的评价是“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赞自是吾文志杰斯，殆无一字空设”（《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本传）。可见，范晔对自己的史论很有自信。他为何如此自信，他自信什么呢？我看他是自信引领了一代史学的大变革，《后汉书》能够艺压群芳、后来居上也证明了他的自信并不过分。

　　范晔能够成为优秀的史学家，除了本人天赋之外，与他所处时代史学的大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从汉末至隋的约四百年间，史学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隋书经籍志》首次将所有书籍分类为经、史、子、集，将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证明。而范晔又恰好生活在这四百年的中间点，范书的形成及价值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那个时代脱节的。史学在此有着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史书编纂方法发生了空前的大变化。即从以往的对史料述而不论，转变为了述以致论，这是一种创新的史学现象，而范晔则堪称此新史学的首创者。

　　在“前四史”中《后汉书》与其他三史的不同，就在于选材用料精良，议论评点深刻。前者出自于他独树一帜的修史主张，后者得益于他不受朝廷控制的写作身份。

　　众所周知，《史记》曾遭后代学究抱怨语句有不通顺之处，清儒方苞在《史记评语》中就批评《刺客列传》的史料有重复之处。的确，《史记》中是有采用、剪裁史料不慎的痕迹，这是因为司马迁引用史料时更重视取其内容，而基本不对文字做加工润色。比如他引用《尚书》时大体是照录原文。又如他不加删节地照载秦刻石文等皆属此类。司马迁不仅对史料不刻意加工，而且从不直接发议论，想要表达的意思或以微言大义手法，或寓意于体例编纂之中。这是孔子的精神，也是司马迁修史的原则。

　　司马迁照引史料而不予修饰的方法，后来为班固忠实地继承，所以《汉书》也是仅收史料而很少发议论。赵翼《廿二史札记》也说《汉书》多载诏令、奏议等有用之文。到了晋人陈寿撰写《三国志》时，也基本上对原始史料不加改动地使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三国志》在采用鱼豢《魏略》的史料时照用“今云”用语的情况。“今”本是鱼豢《魏略》时期的“今”，而非陈寿作《三国志》时期的“今”，却残留了下来。

　　使上述司马迁以来史料编纂法发生变化的是范晔，对此内藤湖南曾指出：“《汉书》、《三国志》以前的记录中经过编辑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那些基本史料。然而，范晔的《后汉书》是各种《后汉书》中成书晚的，在此之前曾经有过七八种《后汉书》存在，而且都是经过编纂的著作，今日作为那些书断篇的汇集还出版了《七家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将这些书消化之后编纂而成的。就是在范晔将以往编纂物作为材料使用时，出现了改写文章的必要。不仅如此，范晔还是颇有名气的文学家，毕竟有着经过自己头脑思考而著述历史的抱负，他应该还有不满意前人著作所以要改写的原因吧。总之，将《三国志》、《后汉书》所载的同样事例加以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后汉书》有很多地方改动了原文。尽管如此，《后汉书》在史书体裁的根本上，还有其继承《史记》以来坚持自身主张的特点。”（《中国史学史》）

　　总之，对史料进行加工、阐述的新史学风气，自范晔创始之后作为一种编纂方法流传下来，它与忠实原始史料的编纂法并行不悖地促成了中国史学的绵延不绝。《后汉书》是中国史学大发展时期的产物，也为中国史学真正成为有明确治史主张的历史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后汉书》对纪传体例的继承与创新

　　毫无疑问，范晔对史学编纂法的创新，并不影响《后汉书》对司马迁以来纪传体例的继承。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后汉书》之篇章结构和作者治史主张便可明了，其中不论继承还是创新都很清楚。

　　首先，看一下《后汉书》的“纪”。自从《史记》纪传体编纂体例问世，历代正史以“纪”、“传”为基干叙述历史沿革脉络的做法，就成了一种传统，范晔也予以了继承。

　　《后汉书》所设十卷纪是东汉二百年的编年大事记，为全书的纲要。其中前九卷记载了东汉十三位皇帝，但是范晔没有采取《汉书》那样一帝一纪的写法，而是仿照《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其效果是既节省篇幅，又不遗漏史实。后一卷是《皇后纪》。这种把皇后入本纪的体例是范晔的新创。《史记》、《汉书》虽然有《吕后纪》，但那是出于对吕后实际的皇帝权力的承认；其他的皇后是放在《外戚世家》、《外戚传》中的。不仅如此，即使全部《二十五史》中也只有《后汉书》设置了《皇后纪》，为什么呢？其实，这是由范晔治史主张所决定的。他在《后汉书皇后纪》中说：“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东京（指东汉）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帏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也就是说此皇后本纪的设立，目的在于反映东汉六太后长期临朝执政的史实。

　　再说“列传”部分，其分量在总共的一百二十卷中占了八十卷，这无疑是全书的主要内容。范晔效仿《史记》中列传“以类相从”的原则，将生平相似的人附录于某一个重要人物的传之中，使得叙事简洁而周密。不过，范晔对列传的创新还是非常明显的，他根据自己对东汉史的理解，在保留《史记》、《汉书》中都有的《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儒林列传》之外，删去了《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和《佞幸列传》，新增了前所未有的《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七种，可见改动之大。而且他所新增的各传，基本上被后人予以承继，无疑有其开先声之功。

　　这些新增列传都是反映东汉历史实际情况的创新。如东汉后期党锢大兴，众多清流大臣被诬陷以党人罪名杀害；另一方面，由于东汉女主长期执政，导致宦官多参与朝政，他们杀戮作为政敌的士大夫官僚，是党锢之祸的主要制造者。范晔正是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虽然早始于西汉的刘向，但是将《列女传》列入正史，则是从范晔开始的。再联系上述《皇后纪》的创设，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东汉女性的某些实况，也能感受到南朝人范晔的女性观。特别是范晔不仅收入贞节烈女，同时收入文学才女的做法，更是难能可贵。他根据自己所定“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的标准，不但收入了才德兼备的班昭，也收入三度改嫁的蔡琰。这是后代那些拒绝将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收入《宋史烈女传》的儒生所不能理解的，也是范书“列女”与后代“烈女”的区别所在。

　　后，说一说《后汉书》“志”的情况。当然严格地讲应称为《续汉书》的“志”，即上文已经谈到的司马彪的《续志》。必须指出的是，范史缺“志”并不是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曾提到自己“欲遍作诸志，《前书》所有者悉令备”的写作计划。他原定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卷，与《汉书》相应，但在动笔写作志时他就被杀害了，致使范史出缺。当然，除了遭遇不幸的意外原因，范晔未来得及完成志的一个理由恐怕还在于，撰写志的难度较大。其实，史书的编纂之中，“志”从来被认为是难的，就连班固的志也曾遭人非难，可见不是什么人都能写好志的。从这一点来看，像范晔这样才华出众的才子，未能为我们留下他所欲“遍作”的“诸志”，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好在司马彪的《续汉书》的八志三十卷，至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拾遗补阙的功效。

　　司马彪的八志分别是：《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百官志》记载了东汉的地理、官制情况，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是了解和研究地理历史、官制沿革的重要史料。《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等典章制度。

　　在此，还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的选篇标准。其实，这与选篇人的主导意识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对于一部名著，读者、学者、编者都会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予以审视。那么，笔者是如何给《后汉书》定位的呢？我称之为“‘前四史’中成书晚而颇多创新的《后汉书》”。其中的关键词为：“前四史”、“后汉”、“多创新”、“成书晚”。围绕这四个关键词，本书的选篇标准有四：一是保持正史纪传体的结构不变。即必须“纪”、“传”、“志”齐全。二是选择能反映东汉帝国之创建（开国帝王将相）、中衰（皇后、外戚、宦官、士大夫）、崩溃（军阀）等阶段性的篇章。三是上述范史新增的项目（如上文所列）要重点选择。四是要选择那些体现汉代以后六朝文风的片断（如《党锢列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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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彪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传记体史书，全书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记载了从王莽末年起至汉献帝之间约二百年的历史。其价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也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前言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有影响、代表性、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早、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早、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部诗歌总集《诗经》，部纪传体通史《史记》，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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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