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是全景式反映“四人帮”兴亡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生动读本。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由著名作家叶永烈潜心30春秋，收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采访100多位当事人，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完成。全书共分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25章，以近200万字的篇幅及大量反映历史现场的图片，真实反映了“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一生及“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图文增订版，补充了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成果，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四人帮”兴亡》初版的错误之处。新增了20余万字的内容，配有300余张珍贵图片，其中不少来自*等国家领导人的专职摄影师。

近年来，有人称“四人帮”为“文革四杰”，称江青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亲密的战友和好的学生”，称张春桥是“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还称粉碎“四人帮”是“华、叶、汪、李反革命集团”的“宫廷政变”……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四人帮”在“文革”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人生轨迹如何？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会告诉你历史的真相。

引言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韦德发现中共高层领导人“步调不一致”

“四人帮”中的“四结合”

章　江青之初

　江青的身世之谜

　李家是个不安宁的家庭

　李云鹤的学戏生涯

　短暂的次婚姻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初的爱侣黄敬

　19岁加入中共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黄敬来上海寻找江青

　江青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孙达生介绍江青重新入党

第二章　影剧明星蓝苹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崔万秋晚年忆蓝苹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唐纳其人

　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

　婚变使唐纳在济南自杀

　王泊生使蓝苹大失所望

　蓝苹想以“得脑膜炎死了”赖账

　蓝苹的心病所在

　蓝苹终于与唐纳重回上海

　“唐蓝事件”满城风雨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蓝苹成了破坏章　泯家庭的第三者

　蓝小姐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蓝苹终于告别大上海

第三章　成为“夫人”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博古同意蓝苹进入延安

　黄敬先去了延安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成为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他乡遇故知”——康生

　亮相于延安舞台

　指导员兼“网员”的双重身份

　从“二姨太”到“大红鞋”

　江青初识

　与贺子珍的婚姻

　风姿绰约的才女吴莉莉

　“吴莉莉风波”

　贺子珍后悔终生

　江青乘虚而入

　关于毛、江“约法三章　”

　江青终于和结婚

　生了女儿李讷

　整风运动中康生保江青过关

　江青变娇变骄了

　江青与周恩来的“惊马事件”

　江青借牙病飞往重庆

　唐纳在重庆拒见江青

　江青写信慰问赵丹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第四章　张春桥之初

　华蒂社的中坚

　“文坛恶少”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崔万秋其人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崔万秋的真面目

　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

　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鲁迅再驳狄克

　红皮白心的张春桥

第五章　张春桥的发迹

　狄克钻进延安

　张春桥告了邓拓一状

　晋察冀之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取恽逸群而代之

　张春桥坐镇《解放日报》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第六章　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姚文元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姚文元结识张春桥

　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姚蓬子被捕使姚文元跌入低谷

　姚蓬子本是阔少爷

　象征派诗人姚蓬子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姚蓬子出任左联执委

　与丁玲创办《北斗》

　鲁迅写诗《赠蓬子》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转入秘密战线——中共特科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精明的投机商

　姚蓬子为姚文元操碎了心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姚文元跨进《萌芽》编辑部

第七章　江青“偶尔露峥嵘”

　江青飞往苏联疗养

　贺子珍顾全大局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江青次重返上海

　出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次匿名信事件

　“游泳池事件”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政治夫妻”

　成为“五大秘书”之一

　旁人眼中的江青

　“骄杨”风波

　“桂花酒”之谜

　在庐山会晤贺子珍

　又一封令江青坐立不安的匿名信

　江青之兄李干卿惹风波

　江青的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跟王光美比高低

　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例

第八章　注意起张、姚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注意起“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突然跃为“新星”

　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横扫“右派”

　姚文元“双喜临门”

　“金棍子”讨伐文坛老将

　姚文元的“诗传单”

　一度“失业”的“棍子”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出任《解放日报》编委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巴金怒斥“姚棍子”

　“骆漠”是谁

　《杂家》事件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张春桥是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柯庆施差一点取代周恩来

　张春桥引起的注意

　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干掉陈其五

第九章　江、张联手抓“样板戏”

　江青成了上海的“女客人”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介绍江青结识张春桥

　在上海发出“有分量”的炮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树《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江青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张春桥成了“两出戏书记”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柯庆施之死

　张春桥提携于会泳

　江青伸手抓《海港》

第十章　批《海瑞罢官》一炮打响

　称赞过《海瑞罢官》

　张春桥介绍江青结识“青年评论家”姚文元

　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看中“民间报纸”《文汇报》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张春桥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大学生王复兴奋笔批姚

　张春桥终于“引蛇出洞”

　“围城打援”——打北京援军

　“海瑞热”的来历

　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

　邓拓死于姚文元笔下

　田家英为抗争而献身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蒋介石》；全方位、多角度反映1957年“反右派运动”全过程的《反右派始末》；真实记录中国十年“文革”历史的《“四人帮”兴亡》及《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景式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此外，还有《他影响了中国——陈云》、《改革开放大功臣——万里》、《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等。

　　摄影师简介

　　杜修贤，“红墙”里的摄影师。1926年生于陕西米脂。1944年参加八路军，师从吴印咸学习摄影。1954年调新华通讯社任记者，先后任北京分社摄影组组长、中央新闻组组长、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1960年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记者，1970年又同时担任*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直至两位伟人与世长辞，他才离开中南海。20世纪60年代，凡是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周恩来的新闻图片，大多出自杜修贤之手。

　　孟昭瑞，著名摄影家。1930年出生于河北唐山市，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从事摄影。先后在人民解放军华北画报、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研究员。参加过平津战役、北平入城式、政协筹备会、新政协会议、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摄影与采访，为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著有《历史的瞬间》《中国蘑菇云》《东方红：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共和国震撼瞬间》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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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吴莉莉为江青成为“夫人”扫清了道路

　　吴莉莉“唤醒了”的“青春幻想”，所以对吴莉莉充满特殊的好感。

　　《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写道：

　　“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

　　写给吴莉莉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因为吴莉莉在离开延安时含泪烧毁了的诗稿。

　　吴莉莉也能写诗。她以写给她的诗的韵脚所和的诗，也没有流传下来，同样因为吴莉莉在离开延安时含泪烧毁了她写给的诗稿。

　　《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披露：“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这表明，写给吴莉莉的诗，不止一首。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细节：

　　其一，在一生中，只为杨开慧、丁玲、吴莉莉、江青四位女性写过诗词。

　　其二，的诗词创作从1937年写给吴莉莉的诗词之后，再也没有诗兴，中断了6年之久，直到1943年为悼念国民党军抗战殉难烈士戴安澜做了一首诗。

　　终于，贺子珍忍无可忍，爆发了“吴莉莉风波”。

　　史沫特莱曾经把“吴莉莉风波”告诉埃德加·斯诺。斯诺在史沫特莱去世后，在日文版《的离婚》一书中讲述了这一风波。斯诺先是写及贺子珍与史沫特莱之间产生的矛盾[转引自云汀、张素兰：《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延安的妇女们开始注意到男人中有一种挑战的意味。她们怀疑史沫特莱是主要祸根。比如，她们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用那么多时间同她们的丈夫在她窑洞里谈话实在是怪事……

　　正是毛的妻子贺子珍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两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

　　史沫特莱有个习惯，常讽刺年轻的共产党官员们怕老婆。她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自己不能从妇女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解放全中国……史沫特莱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她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

　　……

　　在一封信里，史沫特莱有趣地写道：“毛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

　　还写道：“我还没有用跳舞腐蚀毛，不过很快就可能成功。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的狐步舞。”

　　“四人帮”的“地下生活”

　　“四人帮”在1976年10月6日那个难忘的夜晚，被押进神秘的地下工程之后，从此就被关押在那里，过着“地下生活”。

　　陪同江青进入地下工程的护士马晓先，很注意观察。她记得，红旗牌轿车在地面上行驶一段路，便进入地下。先是驶过一条地下通道，然后才进入地下室。也就是说，地下室离地下入口相当远，与外界完全隔开。

　　马晓先还注意到，地下工程里的走廊以及房子里墙的下半截，是用水曲柳护板装饰。她觉得眼熟，不由得记起，在去世之后，在1976年9月18日结束群众瞻仰之后，9月20日凌晨3时50分，遗体由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离开人民大会堂，被送到地下室里去保存，直到水晶棺做好、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建成，才移往那里。由于在1976年9月去世，这个地下室的代号为“769”。

　　当的遗体保存在“769”地下室的时候，马晓先曾跟随有关的人员到过那里看过遗体。当时“769”地下室警卫与医务两套班子实行了24小时值班制。从大门口到“769”地下室设了四道岗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张耀祠等领导轮流带班。为了确保“769”地下室环境不受污染，中央规定汽车不准进入。中央领导人来此，即使是华国锋，也必须在外面下车，步行进去，沿地下通道走100多米，才来到“769”地下室。“四人帮”中除姚文元之外，都来过“769”地下室。

　　她记得，“769”地下室的走廊以及房子里墙的下半截，也是用水曲柳护板装饰。她判定，如今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室，可能也就是“769”地下室。

　　不过，据1976年9月20日凌晨护送遗体到“769”地下室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忆，载着遗体的车队当时从人民大会堂穿过长安街，朝西四方向的毛家湾驶去，进入一家医院。“769”地下室在北京某医院的地下，原本那里是一个地下手术室，是医院为备战而设立的。难道“四人帮”是关在那里？

　　很可能“769”地下室的装饰，与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室一样，所以“四人帮”未必是关押在“769”地下室，而是中南海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工程，原本是战备工程，按照“深挖洞”的指示挖的战备指挥部。由于是供领导人在发生战争时进行指挥的地方，所以地下工程里的房间都比较宽大。

　　在关押“四人帮”之后，地下工程外边有警卫，门口有警卫，屋里有警卫。

　　“四人帮”在地下工程里，名副其实地受到隔离审查。

　　说隔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监禁，由拘捕他们时的行动小组负责看管。“四人帮”被隔离在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他们彼此都不知道有谁也关押在那里。地下世界一片寂静。他们不准看报纸，也不准看电视，完全切断了外界信息。

　　说审查，在那里“四人帮”确实受到审查。但是“四人帮”在刚刚被打倒的日子里，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持顽抗的态度。

　　“四人帮”虽说处于“地下世界”，但是住宿条件都还是不错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套间，除了卧室之外，还有客厅以及卫生间。每个人都有桌椅，有纸、笔，另外也都有一套四卷本的《选集》。每天都通风除湿，并且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四人帮”在隔离室内不戴手铐，可以自由行动。当然，为了防止他们寻短见，他们一举一动24小时处于看管人员的监视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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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有如下优点：

　　新　**增订版。增加20余万史料性文字和亲历者口述，插入300余幅照片。由中南海专职摄影师杜修贤、孟昭瑞倾情提供。有迄今为止*丰富的江青的照片。

　　好　史料丰富，文笔流畅。是一部既好看又可信的“文革”史，“四人帮”的成长史和覆灭史。

　　多　叶永烈费力*多，修改次数*多，采访当事人*多，字数也*多。叶永烈花30年时间，采访100多位当事人，收集史料*多，总规模为200万字的大“文革”史，国家图书馆借阅次数*多的书。

　　全　收集资料全，写的人物全。不仅写了“四人帮”的一生，还是一部“文革”史。要想了解“文革”，了解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这是一部容易拿起，读起来又放不下的历史书。

　　准　采用大量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准确可信。叶永烈为写作本书，采访了100多个当事人，录制了几百盒磁带，收集了上千斤的文献资料。

　　细　用细节还原历史场景。用日记、书信、审讯词展现人物细微心理。编辑工作精雕细刻。人物细微心理。编辑工作精雕细刻。审讯词展现人物细微心理。编辑工作精雕细刻。

书摘插图

前言

　　增订版前言

　　《“四人帮”兴亡》是我花费心血多的一部著作，也是修改次数多的一部著作。1980年观看中央电视台转播的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实况节目，触发了我写这部长篇的计划，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

　　《“四人帮”兴亡》题材庞大，初分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本书，在1988年初版，此后多次修订再版。由于“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分成四本书来写，部分内容重复，而且是把这个“帮”拆散了来写，没有整体感。到了2002年，终于把四本书合为《“四人帮”兴亡》，即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在《“四人帮”兴亡》完成之后，搁置多年，未能出版。

　　2008年，《“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人帮”兴亡》共182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我庆幸能够在许多“文革”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获得大量手资料。倘若我在今日才动手写这部长卷，那就无法获得那么多极其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

　　《“四人帮”兴亡》出版之后，我花费很多时间对全书进行大修改，大补充，而且还进行了许多补充采访。放在您面前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便是补充了2002年以来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成果的版本。由于新增了十几万字的内容、增加了与“四人帮”成员及历史背景有关的图片，增大了整书的篇幅，原来分上、中、下三卷的做法不利于读者阅读；同时考虑到“四人帮”从产生到灭亡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因此，增订版按照“四人帮”的兴亡历程，分为初起、兴风、横行、覆灭四卷。这样既方便了读者阅读，也勾勒了“四人帮”兴亡的脉络。另外，增订本还逐一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本书初版的错误之处。

　　在今天，出版《“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可以说有双重的意义：

　　一是让年轻的80后、90后读者，了解那十年浩劫的真实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很多年轻人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上，更谈不上汲取“文革”的沉痛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防止“左”的顽症卷土重来。

　　二是近年来沉渣泛起，为“四人帮”翻案者借助网络推波助澜。有人称“四人帮”为“文革四杰”，为“四杰帮”，称江青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亲密的战友和好的学生”，称张春桥是“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还称粉碎“四人帮”是“华、叶、汪、李反革命集团”的“宫廷政变”……

　　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历史真相，了解所谓“文革四杰”的真正面目，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对《“四人帮”兴亡》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早在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就多次与我联系，期望出版《“四人帮”兴亡》。这次，他们得知我完成《“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再度热情约稿。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当代中国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感谢。

　　《“四人帮”兴亡》是一个大题材，涉及中国当代诸多政治人物与重大事件，需要不断修改、增订。我愿继续对本书进行修改，以求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叶永烈

　　2012年10月7日上海沉思斋

　　序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苦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地带，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冤狱众多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12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幕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485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130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时，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传》，20万册；

　　《张春桥传》，15万册；

　　《王洪文传》，13万册；

　　《姚文元传》，5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脉络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20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485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的保管处于相当混乱状态。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时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份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6时离家，8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大资源库。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221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语录》中撕去。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现，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NewCollectionofRedGuard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明显带有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5000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30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